支隊政治部首長想讓我到機關幫助工作，艦上和部門領導，推三阻四，想盡了一切能想的理由，不讓我去。可宣傳科長還是和艦領導達成協議：平時在科裏幫忙，艦艇出海還是要返回艦上。我臨搬上陸地時艦領導還不忘關照了科長一句：“小心看著點，少讓他開單溜，別再出什麼事！”這話是科長開玩笑跟我說的，可還是像針一樣刺痛了我的心。就這樣，我艦上、科裏兩頭跑，累了半年。既為艦上扛回了塊“報道先進單位”的牌子，個人還榮立了三等功。艦上一些人開始改變對我的看法：“這也許是偶然的一次彎路。”聽了這些議論，我第一次躺在兵艙的吊鋪上哭了：“是的，年輕人難免會走彎路，但誰可以領我們再重走？”
再後來，艦副政委調到另一艘新組建的護衛艦上去當政委，把我也要了過去，並當上了文書。讓這個“汙點”伴我過一生嗎？不，我想，我應該報知遇之恩。當年，我就在文書的任上，加入了駐地的新聞工作者協會，加入了省作家協會，成為全省最年輕的、唯一一位戰士會員。麵對著燙金鋒紅的證書，我問自己：“當初要是就地躺倒，還會有今天的我嗎？”
轉眼間十年過去了，我也該脫去戎裝、解甲歸田了。我不知自己該算不算是個好兵，但這十幾年的經曆，時刻在告誡我：“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要靠我們自己。”
旋律
1997年3月7日，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紀念的日子。那是一個充滿生命活力的季節，春雨蕭蕭，大地一片草青。就在空氣都是綠色的春天裏，我倆終於走到一起了。
記得那是一個下著綿綿雨的晚上，團裏要演出，婚禮隻能在演出後才能舉行。當晚我們倆也參加了演出，卸妝後，急急忙忙地趕到舞台上，從戲劇人生的氛圍裏跳出來扮演生活中實實在在的我們。
朋友們按家鄉的風俗前來為我們祝福，代表和象征著新郎新娘身份的大紅婚花佩帶在我倆的胸前。那塊寬闊的舞台代替了教堂，主持人宏亮的嗓音代替了教父的祈禱聲，舞台上的聚光燈編織著五彩繽紛的旋律，從各個角落進到舞台的正中央。我倆站在那兒仿佛是站在那人生最輝煌的頂點，一種成功和勝利的喜悅湧上心頭。我仿佛感覺到那首“琴聲悠揚，野花開放，莊嚴的聖殿啊！燦爛輝煌，衷心祝福，同聲歌唱，讓我們讚美這幸福的時光”的《婚禮之歌》在空中環繞，那種感覺從未有過、也從未想象有這樣的深刻和富有內涵。
說來也怪，我倆從小一塊進劇團學戲，在舞台上不知多少次扮演古代和現代的新郎新娘，從不怯台。可當自己真正地變成那種角色時，仿佛有一種說不清楚、道不明白的尷尬和羞澀。不過另一種感覺也兼收並蓄，那就是人類的古代文明和現代文明在那一刹那間都得到了升華和光大。
就在那年的冬天，我們的小寶寶降生了，生活中又增添了新的內容和新的樂趣。
記得92年的四月，我們一家人去了祖國的首都北京，實現了我們一家人多年的夢想。
五月一日那天下午，我們全家守候在天安門廣場，等候莊嚴的降國旗儀式，廣場上聚集了成千上萬的觀眾，把旗台圍得裏三層，外三層，幸好我們去得早，坐在離國旗最近的位置。
19時59分，護旗戰士肩扛著裝有銀色刺刀的鋼槍，邁著儀仗隊員的整齊步伐，來到了國旗下。降旗隊員熟練地解開旗繩，那麵飄揚的大旗慢慢地慢慢地降下。“媽媽，紅旗為什麼要降下來呀？是不是國旗累了，要回家睡覺呀？”孩子突然間幼稚的問話，把周圍的人都逗樂了。
我趕忙捧著孩子的小臉說，“國旗呀，是祖國莊嚴神聖的象征。早晨太陽升起的時候國旗也升起來，到晚上太陽下山的時候，再把國旗降下來。”還沒等我說完她又問：“那明天早晨我們來看升旗好嗎？”我告訴她說：“明天咱們一大早就要回家，下次爸爸一定領你來看好嗎？”
是啊，生活就在那麵國旗一樣，有升起的時候，也有降下的時候。升起時是一種輝煌，降下時是另一種輝煌。
今年的三月七日是我和她結婚十周年紀念日。因各種原因我們天各一方，隻能通過無線電波傳送我們之間遙遠的祝福。雖沒有像別人那樣舉行隆重的慶典或邀集朋友在一塊熱鬧一番，可在那既簡單又樸實的幾句話裏，卻飽含著10年間的酸甜苦辣。稱得上是“甘甜裏有艱辛，苦澀裏也有溫馨”。
人的一生是一首歌，一首永遠也唱不完的歌。在我們10年的相知相伴中，有過憧憬，有過期盼，有過拚搏，有過奮鬥。雖沒有譜寫過那種驚天動地的人生的宏偉樂章，卻也給自己留下了一段聽起來能讓身心得到休息，靈魂得到寄托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