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多方麵繼承改造了道家的東西，繼承顯示出與道家的聯係，改造則顯示了區別。可以說，道教與道家的價值取向根本上還是不同的。按照後世的劃分標準，一般把道家的發展階段分為：先秦老莊道家，秦漢黃老道家，魏晉玄學道家。魏晉以後，道家實際上已成為一個曆史名詞，不複存在，道家被道教取而代之。所以魏晉以後人們所說的道家，除了確指先秦和漢魏晉道家以外，多指的是道教。即便是人們常說的「唐代欽定道家」，其骨幹多是道教中人物，實際上也是道教。因此可以說，魏晉以後道教取代了道家的地位，在社會上扮演角色，發揮功能作用。
因此曾有人認為道教是作為純哲學的道家思想的普遍墮落和腐敗的產物的看法是毫無道理的，應用另一種眼光來看這兩者之間的關係。道教的思想體係中包含了道家的哲學思想所缺少的因素，而這些因素在現實生活中對於人來說卻是至關重要的，例如，道家訴諸心靈或理性，而道教卻訴諸於人的情感、情緒或情趣。道教充分普遍而又巧妙地利用人的敬懼、神秘和驚異等感覺，而道家卻對此熟視無睹。不僅看到道教與道家的差異，而且認為兩者是互補的，道教對於一般人的現實生活更具有特殊的意義。要認識和理解道教，必須明確區分道家與道教，同時又不要忘記二者間的密切聯係。
從道家、道教延伸開來，諸葛斌繼而想到了玄學。
玄學恰恰是在三國、兩晉時期興起的，萌芽於春秋戰國，鬼穀門即以玄學立派，後世故通常也稱之為“魏晉玄學”。它以綜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學說為主的哲學思潮，是魏晉時期取代兩漢經學思潮的思想主流。
玄學即“玄遠之學”，它以“祖述老莊”、綜合儒道立論，把《周易》、《老子》、《莊子》稱作“三玄”。玄學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說：“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就是總天地萬物的一般規律“道”，它體現了萬物無窮奧妙的變化作用。
玄學家們用他們改造過了的老、莊思想來注解儒家的《論語》、《周易》，對已經失去維係人心作用的兩漢經學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無為本”的哲學本體論。儒家的“禮法”、“名教”、“天道”、“人道”等思想，雖然也是玄學所討論的內容，但其主旨卻是道家的，即強調崇高的是“無”、“自然”和“無為”。
玄學所探討的中心問題盡管仍可歸結為天人關係問題，但在形式上，它已經擺脫了兩漢經學章句箋注的繁瑣破碎；在內容上，則拋棄了經學思潮的“天人感應”的粗俗的目的論之論證。
玄學家在多方麵論證了道家的“自然”與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們一改漢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張“儒道兼綜”，孔子依然是最高的“聖人”。玄學所提出的或著重關注的有無、本末、體用、言意、一多、動靜、自然與名教等一係列具有思辨性質的概念範疇，都是原始儒學和兩漢經學所不具備或不重視的，玄學的出現大大推動了中國哲學的發展。
玄學一開始是從古文經學內部產生的。先是出現了脫出鄭玄之學而更尚簡要、重義理的劉表、宋衷的“荊州之學”，稍後又崛起專與“鄭學”立異的王肅“王學”，後來才轉向何晏、王弼的玄學。
玄學的發展演變經曆了三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玄學正式登上曆史舞台，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間（公元240~248），史稱“正始之音”。當時出現了何晏、王弼的“貴無論”。何晏作《論語集解》、《道德論》，王弼注《老子》、《周易》，他們“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晉書?王衍傳》）；認為“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故恒言其不足”（《三國誌?鍾會傳》）注引何劭《王弼傳》，意即孔子高於老子，孔子口說“名教”，實是“體無”，老子是處於“有”而論“無”。
第二階段：正始之後，隨著司馬氏集團奪取政權，各士族集團內部的鬥爭日趨激化，玄學思潮內部也出現了“貴無”與“崇有”、“任自然”與“重名教”等各種爭論。出現了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異端”傾向，他們與司馬氏集團在政治上不合作，強調“名教”與“自然”對立，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輕視禮法。而樂廣、裴危頁“崇有論”基礎上，郭旬以其《莊子》完成把“貴無”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統一起來的任務。郭象提出名教與自然在理論上的一致性，他舍異求同，以“獨化論”來解決這對矛盾，認為聖人“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逍遙遊注》）；“聖人常遊外以冥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大宗師注》）。
東晉以後，玄學開始與佛教中般若學合流，逐步變為佛學的附庸。到當今社會，玄學更是淪為不入流的鬼神荒誕之說，實在可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