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已經大發雷霆，看樣子不象是在做秀，諸位大臣趕緊爬了起來。餘怒未消的朱厚熜說：“高拱，記下此節，念及初犯，每人罰俸三個月，著內官監自司禮監掌印呂芳俸祿中扣出，貼補給諸位大臣，讓他這十年都白給朕幹活領不到工錢！”
高拱“撲哧”笑了一聲，然後趕緊正色說：“微臣遵旨。”接著又加了一句：“此事可要明發邸報刊行天下麼？”
“你高肅卿就知道跟朕戲謔取笑，登出去讓內閣各位閣老、六部部堂長官和呂公公的麵子往哪裏擱！”經高拱這麼一句插科打諢的話，朱厚熜也不再生氣了，說：“好了，罰了你們的俸祿，朕的麵子也保住了；有呂芳拿他自己的俸祿貼補，你們也不必擔心一家老小餓肚子，咱們君臣接著議事！方才說了，節流由各衙門與戶部去打擂台，馬部堂這山西老摳掌國庫鑰鎖，朕不擔心你們把錢都糟蹋了。但有一條，大項支出中兵部用於九邊和抗倭的軍費開支、工部用於整修黃河的工程款，這都是關係國朝江山社稷長治久安的百年大計，一定不許降。兵部、工部下來再將詳情具文上報內閣轉朕來看，我們再商議酌定。朕要說說這開源之事，高祖文皇帝永樂年間至仁宣兩位先皇時期，每年市舶稅也能收到百萬兩之多，如今怎地沒有這一項了？”
如果說，皇上此前一直口口聲聲說的“嘉靖新政”還未見端倪的話，那麼此刻，所有在場的內閣學士、六部尚書心裏都泛起了同一個心思：原來嘉靖新政就是把皇上以前那些作法都盡數推翻啊！
這話當然是不對的，但在財政問題上也未必十分錯，因為市舶司是在嘉靖手中撤消的，自然就沒有市舶稅可收了。
海外貿易可以賺取大量利潤，但也容易積累大量資本，以致“富可敵國”，所以自宋代開始，中國就開辟了通商口岸並設立市舶司加強對海外貿易的管理，並大力推行官本貿易，由政府經營來發達國家資本，這個政策既符合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又可以避免大商人大資本家危及國家政權，在封建王朝可以說是兩全其美。
來自草原遊牧民族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建立元朝二十一年（1284），也是統一中國第五年時，就在杭州、泉州兩地設立了市舶都轉運使。在明初大學士宋濂主持編撰的《元史》卷九十四“食貨誌市舶”條目有記載：“二十一年，設市舶都轉運使於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給本，選人入番，貿易諸貨。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己錢入番為賈。犯者罪之，仍籍其家產之半。”可偏偏明太祖朱元璋不喜歡華人出海貿易，連下海捕魚也加以禁止，定下了“片板寸帆不得下海”的禁令，於洪武七年（1374年）盡罷市舶司，後來明成祖朱棣多次派鄭和下西洋招攬各番國來朝並進行朝貢貿易，就重新設立了市舶司，對外貿易收入和市舶稅成為明朝國家財政的一大來源，一直到嘉靖二年發生了“爭貢之役”。
明朝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海外貿易隻能通過朝貢貿易這一種形式，日本被指定在寧波這唯一的港口入貢，其時正處在戰國時期，戰亂不休，各戰國大名就脅迫天皇給予符驗，爭相入貢明朝以牟取暴利。嘉靖二年（1523年），兩位大名大內氏和細川氏分別派遣使者來到寧波，因市舶司掌管太監受賄，在驗收貨物先後次序及接待宴會的座次安排上偏袒細川氏，引發了一場爭鬥，大內氏的使者宗設殺死了細川氏的使者端佐，搗毀寧波市舶司的嘉賓堂，搶劫了當地倉庫，從紹興至寧波沿途燒殺搶掠，抓了不少明軍軍官士兵，最後奪船出海潛伏島嶼之上，追剿的備倭都指揮使劉錦也戰死了，極大地震動了東南，史稱“爭貢之役”。
爭貢之役起於官吏腐敗、貪汙受賄，也暴露出明朝沿海軍備廢弛的弊端，但朝中大臣們卻錯誤地認為倭患起於市舶，主張閉關。嘉靖皇帝就聽從了這些大臣的建議，罷撤市舶司，終止了對日貿易。這樣做不但使國家少了一大財政來源，被斷絕了財路的日本商人轉而在中國海上與海盜、奸商勾結，從事武裝走私，侵擾殺掠，沿海倭亂更加加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