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天下子民，士農工商自有分野”，士大夫階層為封建社會的統治基礎，官紳不納糧當差是明朝自朱元璋開國以來便奉行的一條鐵律，一直到清朝雍正年間才改變。在一百多年前的嘉靖年間，突然提出“官紳一體納糧”的主張，朱厚熜其實也猶豫了很長時間，本想等到清田結束之後與內閣商議妥當之後再施行，但既然已經提出了嘉靖新政，他也就顧不得朝臣們那如喪考妣的悲戚神情，滔滔不絕地說了下去：“國朝以宗室為藩籬，以士子為根基，朕也曉得官紳家田地免稅是祖製，祖宗成法在，後世子孫不可不守。可我大明兩京一十三省兩萬餘官吏、八萬餘太學府學生、十萬餘軍官將佐、二百餘萬兵士健卒俸祿薪餉皆要出自朝廷賦稅。若藩王宗親不納稅，官紳士子也不納稅，朝廷賦稅隻能取之於百姓，百姓不堪重負，便隻能將田土賣與藩王宗親官紳士子，土地兼並之勢必會愈演愈烈，長此以往，總有一日國庫將會一空如洗，百姓也將一貧如洗，再不改製，便要改朝換代了！”
朱厚熜的目光掃視了太和殿上數百名官員，緩緩地卻又語氣堅定地說：“諸位大臣可當朕杞人憂天危言聳聽麼？我大明百姓生性溫良隱忍，非是實在活不下去，決計不敢犯上作亂，卻又為何各地一直民亂不絕、衛所官軍疲於奔命？概因各地豪強官紳有地而不納稅，農民少地無地卻要按戶、按丁納稅，便是雜賦及徭役也要一應承擔，百姓已然苦不堪言，豐平之年尚能勉強苟活，如遇災荒，百姓無以為食，若地方官府因怕影響考功而不肯上報朝廷賑濟災民，反而加緊逼征賦稅，必致各地百姓背井離鄉逃亡外地，又或以暴力抗稅抗捐，便釀成致亂之大禍。四方蜂起之時，莫說你官紳士子無法再安享太平，朕這龍椅怕也坐不安穩了！
“聖人雲，為政不難，不得罪巨室。但朕以為，母誕一子，必哺育使之活；天生一人，必給食使之活。此天道之存焉，亦人道之存焉。豈有一二人奪百人千人萬人之田地使之饑寒而天道不淪人道不喪者！天道淪、人道喪，則大亂之源起。民失其田，國必失其民，國失其民則未見有不大亂而尚能存焉！是故失田則無民，無民則亡國！宗親貴戚及官紳士子之即得之利與列祖列宗的江山社稷比，與我大明之天下蒼生比，孰與輕重！朕為大明江山社稷千秋萬代永固計，自然要抑製豪強反對兼並，雖千夫所指、萬矢穿心亦不悔也！
“宗親官紳納糧徼稅隻是其一，稅法也應厲行改革。朕雖垂拱九重，你等時下位列朝堂之人卻是多做過外任職官的，也該知道各地州縣牧民之官最頭疼的便是那種類繁多的實物賦稅，征收之難與運送麻煩還在其次，送抵京城之後還每每被各衙門的吏員敲詐盤剝，若不得滿足，便以各種理由挑剔甚至拒收，影響上下各級官吏考功不說，重新補征押運更是費神費力，這實物賦稅可稱得上是地方官員第一等難事了！而在民間百姓，繳納各種實物賦稅之時又不免為各地衙門胥吏層層敲詐盤剝，以致怨聲載道。如此官民兩難之事，當是一大弊政，也需革除。朕體念其難，待全國清田結束之後，即實行‘一條鞭法’，由戶部重新確定兩京一十三省各州縣田賦，百姓除照例交納科米糧賦之外，將其他各種雜賦一並折為現銀，計畝征收，並將役銀由舊製按戶、丁征收改為以丁、畝分擔，由戶部匡算數額，仍按夏秋兩季征繳。”
“我朝正統初年便在江南部分州縣試行以銀錢征收實物賦稅，稱之曰‘金花銀’，簡化征收手續，減少胥吏盤剝，百姓得了偌大實惠，無不交口稱頌朝廷仁德。各地官府衙門卻以散碎銀兩需鑄成銀錠有所損耗為由，加征賦稅，名之曰‘火耗銀’。物質不滅乃亙古不變之真理，火耗又從何而來？不過一幹墨吏巧立名目，借機斂財罷了。更有個別州縣竟將火耗加至三分，如此敲骨吸髓盤剝百姓，朕覽之不勝駭然，翻遍史冊也是亙古罕有！
“朕深知整飭綱紀矯治腐敗之艱難，我大明官吏俸祿過低，難以養家糊口也是實情。京官照例有各地年敬、節敬，夏有冰敬，冬有炭敬，不一而足，倒也不無小補；各省府州縣衙門例銀連孝敬六部等各大衙門及接待過往上司顯貴都不夠，也隻得靠那火耗貼補官吏家用。朕也不忍心讓爾等餓飯穿百衲衣，待朝廷財政景況好轉之後，自當為爾等加俸，實行高薪養廉。時下還需爾等與國同體，共擔國難。今日朕便定下規矩，兩京一十三省各地火耗以一分為上限，收歸各省巡撫衙門掌管，為該省官吏養廉之銀，由各省巡撫參酌治下富庶貧瘠之不同，將各州縣劃分等次，肥缺閑缺少補，瘦缺要缺多補，以示公平。各州縣等次及養廉銀之標準報內閣並戶部備案備查。拿了朕的養廉銀，若還不體念國計之艱、民生之苦，還要一意貪墨虐民，有太祖成法在，剝皮楦草也是咎由自取。縱使僥幸能欺瞞一時逃脫國法懲治，彼蒼者天，豈能容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