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揚州的那件事在大明兩京一十三省絕對不是隻發生過一次，如鄢懋卿這般“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的貪官墨吏也絕對不止他一個。隻是在吃虧上當之後，他們捶胸頓足詛咒那個“李紀”——也就是朱七說的“李清樂”，其實真名叫做“李恩旭”的那個人——的時候，誰也想不到，整件事的策劃者是大明王朝的最高統治者嘉靖皇帝朱厚熜。
當初禦前年度財務會議上，因為朝廷財政狀況極其惡化，朱厚熜主動表態將宮中的用度砍去了一半，但宮裏幾萬張嘴要吃飯，逼得呂芳跪哭請求皇上收回成命。朱厚熜對呂芳說了要給他“一注大財”，其實就是燒玻璃造鏡子——以明朝燒製琉璃瓦的工藝水平，燒製出純度不錯的玻璃技術上不存在任何問題，朱厚熜隻是簡單地一說，內廷銀作局下屬的琉璃廠隻試驗了半個多月就造出了象模象樣的鏡子。
象這種明朝人聽都沒聽說過的稀罕物事，朱厚熜本著“市場供求關係決定商品價格”的基本理論，將其定義為高檔奢侈品，不惜用金做框鑲以珠玉為一麵普通的鏡子加上了遠遠超過商品本身價值千倍百倍的外包裝，還編造出“仙人秘製”、“宮廷禦用”等謊言為其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麵紗。
這樣做原本隻是想騙那些巨商大賈多掏銀子，後來考慮到可以借此機會挖出深藏在大明政府機關內部的貪官巨蠹，便將推銷對象鎖定在了兩京一十三省那些占據著肥缺職位的官員身上。
既是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也是為了給自己斂財之舉找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朱厚熜密令呂芳遴選內廷及鎮撫司裏的忠貞節義之士成立了直屬於皇上的秘密機構——大明反貪局。一麵鏡子先由調查科的內侍以“老公兒偷出來的宮廷重寶”的名義賣一次，再由反貪局以“追查宮廷遺失寶物”的名義敲詐一次，而那些能經得住兩次折騰的貪官的名字自然從此就上了反貪局的黑名單，待時機成熟之後，一紙詔命就可以將他們鎖拿京師，明正典刑！
這便是呂芳給朱七解釋為何如此做的理由。其實礙於皇上的麵子，呂芳還有一層意思沒有說出來——朱厚熜認為，就象朱七此次去揚州找的那巡鹽禦史鄢懋卿，他那不義之財都是取之兩淮鹽商，朝廷不好直接去盤剝那些商賈，也隻能假手那些貪官墨吏。惡名由他們來背，銀子由皇上得，到時候再把他們依律問罪，押赴刑場一刀“哢嚓”了，連嚴肅法紀、懲貪安民的好名聲都得了，一舉三得，何樂而不為呢！
對於皇上的這層心思，呂芳舉雙手讚成。自古朝廷要解決財政危局，不是取之於民就是取之於商，但一般說來，商人更容易被當作待宰的肥羊，因為老百姓被逼得活不下去了會造反，卻從來沒有聽說過被朝廷剝削壓榨以至破產的商人敢造反的。
與此前推行的那些“違背祖製”的新政不同，這個靈感還是得之於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幾乎可以算是承襲祖製。朱厚熜在讀朱元璋的《太祖實錄》之時，就讀到了這麼一段國朝舊事：當年朱元璋剛剛打下南京城，建立了大明朝，南京首富沈萬山主動捐款修了近三分之一的城牆，還提出要自己掏腰包犒勞王師。如此誇富鬥雄令無產階級出身的朱元璋十分生氣：“匹夫犒天子軍，是擾亂民心，死啦死啦地！”後來多虧了賢良仁厚的大腳馬皇後勸慰，朱元璋才赦免了他的死罪，改為流放雲南蠻夷之地。沈萬山被逼得客死他鄉，那富可敵國的家財自然就落到了國庫裏。
盡管有“祖宗成法”為先例，朱厚熜卻也不是沒有猶豫過，因為他畢竟比朱元璋更懂得一點經濟學基本常識，知道中國資本主義從明朝中期開始萌芽，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商品經濟，進入了繼西漢、宋朝之後第三個高峰，也出現了一些資本雄厚的商人集團，但中國的資本主義卻一直隻能在一個相對很低的水平線上發展，一大根本原因就是中國一直以“重農抑商”為國家根本方針，對商業活動嚴加管理和控製，出行要路引，營業須有市籍，不但課以重稅，還時常責以義務性的“派買”，為官府盤剝商人提供了種種便利，打擊了商人從事商品經濟活動的積極性，削弱了新生資本主義的力量，終究未能對傳統自然經濟結構形成根本性的衝擊，也就始終未能改變中國封建主義的社會性質。自己明明知道這些，又怎麼能幹這種“殺雞取卵”的事情呢？趕緊效法西歐各國實行“重商主義”，保護商人，鼓勵商業才是正道！
可如今也懂得一點經濟的呂芳告訴他，那些鹽商每年都能從國家鹽業專營中賺取數百萬兩銀子，卻不用來從事主子所說的“擴大再生產”，而是買房子置地放債當起了地主、高利貸者，要不就是用於個人驕奢淫逸的生活享樂，若不是他們用“開中法”為九邊軍隊解決一部分糧秣供應，可以說對國家經濟發展，尤其是民族資本主義的萌芽起不到一點積極的作用。這才堅定了朱厚熜“巧取於商”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