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高拱也不好將不悅表露出來，隻好說：“請崇君兄用茶，待小弟慢慢看來！”
接過了他的奏疏，隻看個題目，高拱頭上便冒出了一層冷汗，心裏說崇君兄啊崇君兄，原本還以為你是不甘寂寞地要湊這個熱鬧，誰知道你竟要去捅馬蜂窩！
趙鼎的這份奏疏名為《請弛新法以定社稷安臣民疏》。
高拱不敢貿然發表意見，仔細地看了起來。到底是狀元手筆，他這道疏寫的大氣磅礴，引經據典將官紳一體納糧之法批的是體無完膚。在落款處署著兩個人的名字：趙鼎、齊漢生。
齊漢生也是他們的同年，殿試點為一甲二名，亦即人們俗稱的榜眼。嘉靖二十年被授正六品翰林院編修，時下也已晉升為從五品修撰。
在他們名字之後給高拱留下了一個簽名的空白。
再往下，是索敬堂、唐忠、熊謹等十四人的名字，都是他們的同年。其中索敬堂、唐忠和熊謹三人與高拱一樣，都是翰林院庶吉士，因沒有高拱那般好運氣，此時還未散館；其他十一人是散布在六部等各大衙門，因是新科進士，目前隻是九品觀政。
見高拱已經看到了最後的署名，趙鼎解釋說：“一幹同年之中，以高年兄官秩最高，本該由高年兄領銜上奏方為適當。但小弟以為還是以嘉靖二十年科甲進士聯名上疏更有影響，便忝居其上了，請高年兄莫要見怪才是。”
高拱隨口應道：“該當的，該當的，以科名論序最是相宜。”
見高拱不在意署名先後，趙鼎很高興，便說：“小弟已說服了齊漢生等一幹同年一同具名上疏，就等著高年兄簽名之後，就送通政使司。唉，可惜去年文遠兄母喪回鄉守製，不在京師……”
高拱更加生氣：這個趙鼎越發不會說話了，本是求人聲援壯大自己奏疏的聲勢，還不肯服軟，一口一個“高年兄”叫著；此刻又提到了同年探花張翰張文遠，想必心裏原來打算是以嘉靖二十年三鼎甲的名義聯名上疏，因張翰回鄉守製才不得不改變了主意，拉自己和索敬堂等人來湊數了！於是就假裝再次翻來覆去地看他的上疏，既不搭話也不表態。
其實高拱也沒有故意拖延時間來戲弄趙鼎，他的心裏一直在緊張地思考著。
與趙鼎這樣的世家子弟不同，高拱從小就體驗到了生活的艱辛和民間的疾苦，他能看到新政給大明的江山社稷，特別是貧民百姓帶來的種種好處；但又與同樣出身於寒門的陸樹德等人不同，他不會囿於聖人禮教或是祖宗成法而拒絕接受那些利國利民的主張。
這或許與他的求學經曆有關。他出生於河南新政的鄉村，窮鄉蔽壤沒有出過什麼大儒，無論進學與否，他也隻是聽那縣學鄉學的儒生照本宣科地講解四書五經和朱子著述；進翰林院任庶吉士之後，恩師夏言雖說對他關愛有加，卻因身居內閣首輔高位，根本不能象陳以勤那樣時時考查學生課業，他又是那種以才略自負的人，不屑於求教於他人，因此他基本上是處於自學的狀態之中。也正是這種自我求索的過程，使得他對正統的理學和時下流行的陽明心學都有涉獵而又都有自己的思考和見解，比如對於朱熹大儒的“性即理”的觀點就不甚讚同，他認為理在事中，舍棄了具體之事，欲求義理便是空談；對於宋代儒家主張的“君子好義，小人逐利”這樣把“義”和“利”對立起來的觀點，他也認為是“不識義利，不辨公私”，主張“義者利之和”的觀點；對於陽明心學一大要旨“致良知”的觀點，他也不敢苟同，認為“天下之理無窮”，而非“存乎於心而不假外求之道德本源”，雖聖人也是“其學不已，其進不止”。所有這些思考心得，都可以概括為一條：“務實之學”，主張“救時”，“致用”，為學應該“驗之以行事，研之以深思”。
在這樣的主導思想下，他認為眼下國朝吏治敗壞，財政危急，武備鬆弛，確已到了皇上所說的“已近土崩魚爛之勢，若再不改良便要改朝換代”那樣的危難之時，嘉靖新政各項改革措施雖在具體方略上或有可容商榷之處，但其立意及要旨皆是對的，那等迂腐書生所說的新政“改祖宗之成法”即便沒錯，但也是因為祖宗之成法已不足為當世所用，正所謂時移世移，變法亦宜，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但是，以王安石那等天縱奇才，赫赫盛名之下，“天命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實用思想都被士林清流罵了好幾百年，自己一個剛過而立之年的五品小官跟他們說這些有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