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防夜長夢多，賀蘭石於朝會次日便將認購國債以及樂輸朝廷以資軍用的一百二十萬兩銀子送到了戶部度支司。
昌隆號各大股東認購一百萬，並出麵包銷兩百萬國債之事在京城各大商號之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其中反應最為激烈的便是一直與晉商集團競爭激烈的徽商集團——五年還本，隻一分的利息，這樣本大利薄的生意還有什麼做頭？竟然還要樂輸二十萬兩銀子！他賀蘭石當真是銀子多得燒手，要拿出來做善事麼？其中必定有鬼，必定有鬼！
盡管此中奧妙目前朝廷尚在保密之中，但有錢能使鬼推墨，憑借著遍布京師各大衙門的同鄉和與官場中人千絲萬縷的關係，徽商集團很快探知了賀蘭石向朝廷提出的準許晉商參與與蒙古諸部互市貿易的交換條件，都是在生意場上摸爬滾打幾十年的老油條，他們豈能看不出賀蘭石那山西侉子打得是什麼如意算盤？頓時就更坐不住了。
明朝初期實行的一係列休養生息政策對恢複農業生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隨著農業生產的恢複，手工業也開始恢複與發展，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產品的數量、質量提高很快，民營手工業也日漸興旺，尤其是礦冶、紡織、陶瓷、造船、造紙等行業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規模生產。農業的發展不僅為市場的繁榮提供了必要的糧食商品，也創造了廣大的農村市場；而手工業的興盛和發展則提供了可以用於交換的商品。明成祖永樂年間遷都北京，為了漕運需要修浚大運河之後，伴隨著南糧北調，沿運河一帶逐漸形成了一些工商業發達的城市，成為商品的集散地和商品經濟的中心。隨著城鎮經濟的發展，舊有的市鎮逐漸成為商業貿易的中心，同時出現了一部分離開農業生產，轉而從事工商業的商人，使得全國範圍內的商品市場已見雛形。
經過一百多年相對安定、平和的休養生息，到明中葉，社會生產力有了較大提高，工農業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尤其在手工業中出現了一些新的生產關係的萌芽，生產者生產商品的意識明顯加強，導致當時的農業、手工業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到商品經濟中去，商路更加廣闊寬泛，商人隊伍不斷壯大，商業資本迅速拓殖，商人的社會地位隨之提高，以民用產品的長途販運為主的商業流通麵廣量大、頻繁密集；作為商品主要集散地的大小市鎮，則興盛勃起，大城市空前繁榮，各地的農村集市與區域性的中小城鎮相連接，幾形成了遍布全國的商業網絡，綻現出市場經濟的萌芽；而作為城鎮經濟活動的主要載體—店鋪業則是熠熠生輝，大之而為兩京、江、浙、閩、廣諸省，次之蘇、鬆、淮、揚諸府，臨清、濟寧諸州，儀真、蕪湖諸縣，瓜州、景德諸鎮都店鋪林立，生意興隆。同時，也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以地緣、血緣、鄉誼為聯係紐帶的商人集團，如廣東商幫、福建商幫、江西商幫等，其中勢力最為龐大、資本最為雄厚的就是俗稱徽州商幫、山陝商幫的徽商集團、晉商集團。
剛剛興起的這兩大商幫都是以交通南北，往來貨殖為業，徽商集團以江南的鹽業起家，經營範圍從繁華鬧市到窮鄉僻壤，遍步全國各地，經營的商品種類也更為廣泛，從鹽業、糧食、絲綢棉布、陶瓷茶葉、木器家具到文房四寶、書籍字畫，無所不包。而較晚形成的晉商集團主要經營區域在黃河流域，並逐步向南推移；經營的商品主要有糧食、木材、鹽業、鐵器、牲畜、陶瓷等。商場如戰場，由於經營範圍、所經營的商品種類多有重疊，兩大商幫之間的競爭日益加劇，幾成水火之勢。
此次江南叛亂，由於徽商集團的根基在江南，主要經營的商品也以江南的手工製品為主，時局不穩、南北交煎對他們的生意影響更為嚴重，他們的危機感也要較晉商集團更為強烈。如今，晉商集團獨辟蹊徑，抓住朝廷急需錢糧用兵江南之際，奪得了與北方蒙古諸部的互市貿易專營權，勢必將在北方的貨殖貿易中占得先機，進而通過用於互市的絲綢棉布、糧食茶葉等江南商品，逐步蠶食徽商集團固有的地盤。因此，他們在佩服賀蘭石犀利的商業眼光的同時，也感到了脖頸之處的森森寒意。
不甘心束手待斃的徽商集團經過多次商議，決定動用一切手段阻止此事。他們策動禦史翰林等言官詞臣和一部分交好的江南籍官員聯名上奏朝廷，攻訐以賀蘭石為首的晉商集團請開民市之舉用意叵測，有勾結韃虜、資敵倡亂之嫌疑，要求朝廷依律治其幹政、資敵之罪。那些或死抱著“重農抑商”陳腐觀念不放的清流，或得了徽商集團好處的江南籍官員紛紛上疏，交章彈劾力主其事的嚴嵩及其同黨，一時間朝野上下又鬧得不可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