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了這麼一年多的挫折和動蕩，朱厚熜已經不指望那些飽受聖人教誨，滿腦子“士農工商，自有分野”封建等級觀念的官僚士大夫能理解自己大力發展商業，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的良苦用心，對這些彈章奏本一概留中不發——大戰初定，江南又起了叛亂，目前壓倒一切的是穩定朝局，團結和調動一切力量，戮力同心，共赴國難，反正晉商的銀子已經入了國庫，韃靼求貢開互市還有一段時日才能施行，沒必要急著挑起爭端。
受到攻訐的嚴黨，以及被賀蘭石收買的官員見皇上對此事並未做出明確表態，以為聖意尚在猶豫之中，心中深感不安，決定予以反擊，為對皇上心思早已了然於心的嚴嵩一言所阻：“我等胸懷社稷，兼濟蒼生，公忠謀國之善早已簡在帝心，如今隻需堅定心誌，秉持上意去做，彼輩區區口舌之利，其奈我何！”
果然，又過了兩天，朱厚熜便頒下口諭，著內閣即刻擬旨，對晉商賀蘭石諸人上體國難，為君分憂的義舉予以旌表，並明發邸報刊行天下，朝野關於晉商包銷國債一事的爭論遂漸漸平息。
見此舉不能奏效，徽商集團又改弦更轍，通過與江南各大商幫多有來往的榮王阿寶，密奏皇上，聲言徽商集團也願為國分憂，輸財五十萬兩以示共赴國難之決心，懇請朝廷增發國債五百萬兩，由徽商承銷。作為交換條件，懇請朝廷也許開海禁，準許民間商人參與海市。
嘉靖二十二年年初，為了緩解財政危機，朱厚熜下旨準許重新開展朝貢貿易，並複設了蘇、杭、泉州與寧波等處的市舶司，但東南沿海的倭患日甚一日，海路不靖，西洋諸番國小勢微，有心朝貢，無力成行；雖朝廷責令兵部並東南沿海諸省加緊整飭軍備，加強海防，肅清海路又非是一日可以奏效，因此，朝貢貿易未得到很大的發展，市舶稅也沒有收到多少。這樣的結果令一心要大力發展海外貿易來帶動國內商品經濟發展，促進資本主義萌芽的朱厚熜很是沮喪，也無法以事實說服那些因循守舊的封建官員和士大夫同意廢弛海禁，後來又因新政引發了接二連三的反對，導致外敵入寇，內亂不休，這個想法也就隻好暫時擱置下來。徽商集團的提議可謂是正中他的下懷，當即下詔恩準。
先是晉商集團，再是徽商集團，為了確保朝廷能同意自己的條件，早已暗中收買了京城勳貴重臣、貂鐺貴宦和大部分官員，並許諾利益均沾，以換得官紳階層的支持。因此，如此重大的、嚴重背離了明太祖朱元璋“寸帆片板不得下海”祖訓的決策竟然沒有在朝堂之上引起太多的非議。
這也在朱厚熜的意料之中——半月之前的糧食大戰之後，他責令東廠和錦衣衛加強了對京城豪富巨賈的監控，自然很清楚其中的貓膩。但事急從權，如今國難當頭，可顧不上反腐敗，就對那些收受賄賂的官員網開一麵，反而以“目下國事蜩螗，已不堪問，且不可妄開意氣之爭。”為由，下旨斥責了幾個仍死抱著祖宗成法不放，上疏堅決反對朝廷廢弛海禁的清流官員，贏得了朝野上下一片“吾皇聖明”的頌揚。
有嚴嵩說動呂芳授予賀蘭石官職的先例，得了徽商集團重金賄賂的榮王阿寶也厚著臉皮向“皇帝哥哥”提出了同樣的要求。朱厚熜受不了這個活寶堂弟的糾纏，隻好答應了，但也提出了更苛刻的“考驗”的條件：一是三月之內，自江南弄來三十萬石糧食；二是廣泛搜集江南叛軍的情報；三是相機收買附逆叛亂的各邊鎮軍將，要他們歸順朝廷，並暗中許諾，對他們附逆之罪既往不咎。
徽州商人跟山西老摳一樣，一向儉省得緊，隻在兩件事情上異常的大方，一是烏紗帽，二是紅繡鞋，為了結交官府和追逐美色，往往不惜一擲千金。麵對這個千載難逢的改變自己政治地位的機會，徽商集團毫不猶豫地接受了皇上的“考驗”，不少商人更是迫不及待，交了購買國庫券的銀子之後就收拾行囊，動身趕赴江南，要憑借他們在江南諸省深厚的根基和在江南官場上千絲萬縷的關係，完成朝廷交付的三大光榮使命，以期在戰後的論功行賞中，為自己掙得以前數代先祖窮其畢生所有也不曾換來的官員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