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著兩位好友征詢的目光，何心隱慷慨激昂地說：“當世所謂之儒者，多有二病，一曰窮理而不博學；二曰聞道而不為善，不足以為人師表。至於科舉之士，一年到頭隻知舞弄八股，此外萬事皆是懵然不知；再者彼一心所望，無非‘利祿’二字，名教禮法於彼不過是一塊遮羞布而已，焉能指望他們傳承文明教化？如今天下滔滔者，無非此輩！惟是傳承文明教化，乃千秋之事，豈可無人承擔！我輩士人君子當上承聖賢之教誨、先哲之智慧，積之蓄之，教之育之，傳之學之，不但有用於當世，亦為千秋萬代存一文明教化之真脈。如此，方能使我中華之文明教化昌明鼎盛，綿延萬代而不朽；方不負七尺昂藏，一身學識！”
何心隱越說越激動，洪亮的聲音在船艙中嗡嗡回響。同時，他站了起來，也不再看張居正和初幼嘉兩人，而是將目光投向了窗外，迎著漫天飛舞的風雨，堅定而自信地說：“孔聖人終其一生，門徒三千；我何心隱今生定要授徒三萬！”
張居正怔怔地看著激動得難以自持的何心隱。令他驚諤的，不隻是何心隱此時此刻表露出的非凡自負--他是天下聞名的狂生，“不恨吾不見前賢，恨前賢不見吾狂！”是他一貫的作風；還有他所決心選擇的那條道路--廣建書院，講學四方。
書院之製，盛行於宋元，宋朝之時書院林立，其中有名的如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應天府書院、石鼓書院、嵩陽書院等，經常有當世大儒、士林名流常住講學，四方學子聞風而來，為傳播知識、傳承文明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書院盛名傳誦一時。令人扼腕歎息的是，元末明初改朝換代，這些書院後多毀於戰火之中，不複有往日之盛。
明朝開國之後，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視教育，建立了國子監、府學、州學、縣學一整套教育機構，確定各地各級學校的生員數額，由朝廷派官管理，學政巡回督查，隻要是入學的生員，哪怕一輩子都考不上進士，照樣享受國家的廩膳，還豁免賦稅，憑這些優惠條件，朝廷將天下的讀書人都網絡到官學之中，接受正統的科舉應試教育，重視素質教育且要自己承擔生活費、學雜費的書院因此沒落了近百年。
到了憲宗成化年間和孝宗正德年間，明朝已進入由盛轉衰的中期，官學的弊端也日益顯現，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那些官學的生員把學習看作是科舉出仕的唯一途徑，隻注重八股時藝，沉湎於科舉，追求功名利祿而忽視了道德修養，以至於缺乏政治理想和良好品德，一旦為官，便結黨營私，腐化墮落，成為被真正的士人君子所不齒的“衣冠蟊賊”；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官學生員數額畢竟有限，以最基層的縣學為例，小縣隻有十人左右，大的在籍學生也不能超過三十人，由於僧多粥少，導致入學門檻極高，除了考試嚴格，少不了還有諸如請客送禮沾親帶故等等營私舞弊的貓膩，堵塞了寒門士子的求學之門，更將官學變成了藏汙納垢、玷汙斯文的肮髒之地。
正是因為官學有著種種弊端，書院便應運複生。比之官學，大部分的書院倒頗有聖人“有教無類”的意思，隻要能掏得起束修，誰都可以入書院求學，以至於許多渴望進學讀書卻又請托無門的平民子弟趨之若騖。尤其是創立船山學派的王陽明，創立甘泉學派的湛若水等一代大儒，都於武宗正德年間效法朱熹，廣建書院，向眾多慕名而來的學生傳授學問，批判程朱理學，宣傳他們的陸王心學，使得心學大盛於當時，書院更由此勃興。
也就是說，何心隱所選擇的這條道路，也是許多前聖先哲如朱熹、王陽明等都曾走過的路。這本是無可厚非的--哪位學富五車的讀書人不想將自己的道德文章、思想學說傳諸生徒，成為桃李滿天下的士林領袖？可是，在張居正看來，當此亂世，北有蒙元虜賊虎視眈眈，南有倭賊海寇為禍日盛，即便不說靖難大業，國家也是積弊重重，危機四伏，他們這些素來為社稷根基，並以家國天下事為己任的士人儒生，是沒有權利，也沒有可能這樣做的，眼下最迫切需要做的，首先是富國強兵，再造大明中興，舍此之外，都是細枝末節，都是緣木求魚。
但是，所謂知易行難，“富國強兵，再造大明中興”說起來容易，如今該做些什麼，又該如何去做，他卻一概不知。此外，近年來陽明心學在士林中隱隱成勢，讀書人若不會口頭上縐幾句陸王心學的語錄，就會被人瞧不起。各地興辦的書院紛紛聘請精通陸王心學的人去講學，固然賺了大把的銀子，卻教唆得眾多青年士子無心科舉，隻顧著標新立異，抨擊時政，不但惹出了不少麻煩，而且引得一些固守程朱理學的碩儒多有不滿，兩派時時論戰不休，倒在士林中製造了不少矛盾，令一向對這些無關社稷蒼生的玄談奇論不感興趣的張居正萬難苟同。因此，對於何心隱的理想，他隻能報之以敷衍的微笑，不做任何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