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這個建議比初幼嘉原本打算的遁入空門，自求解脫無疑要積極得多，也合理得多，他似乎頗感興趣，一路上與何心隱熱烈地討論選擇何處風景優美的名山勝地開辦書院，請哪些當世理學心學大家來院講學等等諸多問題，並為之爭論不休，幸有張居正時時充當和事老，兩位未來的書院山長才沒有在他們的書院還未建起之時，便因意氣之爭而分道揚鑣。
在與何心隱爭論的時候，初幼嘉不慎說漏了嘴，說曾在顧璘那裏看到過朝廷刊印的《民報》，上麵說朝廷如今在京師興辦國立小學，收容孤兒入校讀書習字，由朝廷遴選年高德碩、辦事穩重的舉人、秀才為老師，並提供廩膳；還頒布了命為《興學新政》的詔令，要求全國大辦義學，由各省府州縣動員本地縉紳之家捐資興建學堂，招聘教習為幼童發蒙--他清楚地記得詔令上說：“凡各村社錢無論按地、按糧，公田存款，每年提出若幹，先盡義學經費。大村設學一，中村則兩村合辦，貧瘠之村則數村並辦，畸零不成村者就近入學。各州縣牧民之官當邀集鄉紳社首，悉心籌議，各就本地情形酌情舉辦。城中無社錢者，由官籌建，先為創行，其如何設塾、如何延師，開列規條，供各村仿照……”
偷來的鑼鼓敲不得，他竟在身為新明朝廷職官的何心隱麵前說起《民報》之事！張居正心裏不免有些忐忑不安，卻聽何心隱搖頭歎息著說，這正是他百思不得其解之處。論說如今在北京垂拱九重的皇上既然一意孤行地推行**士林的官紳一體納糧之法，足見他根本未把士人君子、乃至文明教化放在眼裏，卻不知道他為何又大辦教育，還提出了“文教興國”這樣的聖訓，若說隻是為了收攬人心的欺世盜名之舉，未免失之苛刻，但他究竟是何用意，就無從可知了。
張居正心眼一動，問道：“柱乾兄也曾看過《民報》？”
何心隱麵色微微一紅，隨即就坦然承認，並從隨身攜帶的書箱的最裏層翻出一疊《民報》，說是新明朝廷上下早就知道朝廷編印《民報》一事，也知道這是朝廷攻心之計，已將之列為禁書，照理他是看不到也不能看的。不過，某日在三山街書坊閑逛之時，一個相熟的坊主悄悄賣給了他幾份，因是商人從北方偷偷帶過來的違禁品，被官府查抄出來要依律治罪，坊主擔了天大的風險將之翻刻，因此，每份《民報》竟要了他半錢銀子。
張居正和初幼嘉兩人拿過來一看，果然字劃不如官府刻板那樣清晰，也沒有他們曾看到的若幹插圖，可見書坊翻刻之時隻求快速和省事，質量就無從保證了。
對於朝廷大辦義學之事，何心隱頗有微詞，一是開辦的學堂雖與私塾一樣，都以《百家姓》、《三字經》等書為發蒙教材，卻還開設有算學、格物等課程，女子學堂竟然還教習女紅、醫護等事，這等旁門左道豈能等大雅之堂？以此種義學培養出來的士人學子，如何能潛心研習四書五經，專注於春秋大義、聖賢教誨？更不用說浸淫於秦文漢賦、唐詩宋詞，倡我中華之文明教化？二是興辦義學向來由各宗族自辦，宗族的祠田收入為辦學之資，不足之數由宗族中的富戶分擔，如今改由官籌建，難免一些操行不端、貪鄙成性的官員會趁機中飽私囊；三是各宗族也未必情願掏錢糧讓別人家的子弟入學讀書，那些州縣牧民之官為了逢迎聖意，定會強行攤派，難免引起民憤……
這些小事暫且不論，最讓他覺得匪夷所思的是，朝廷居然還標新立異，明令創辦曠古聞所未聞的女童學堂！雖明令習學之書以太祖高皇帝禦製《女訓》為主，但仍有種種弊端，首要者有二：一是自古女子無才便是德，讀書識字隻為粗通文墨，何需專門進學堂讀書；二是學堂執事、教習皆為男子，有礙男女之大防，還是在自家延請年高德碩的塾師為宜。
不過，盡管有這樣那樣的不滿，何心隱也坦然地承認，廣辦義學之事乃是“昌德之舉”，若非南北交惡，戰亂不休，他真想去京師看一看新開辦的國立小學究竟是何等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