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憲成抬出了國家法律和洪武舊製，朱厚熜一時也不知道該怎麼反駁。見皇上語塞，嚴嵩立刻憤君之慨，出言反駁道：“馬閣老此言差矣。斯時太祖高皇帝得國之初，四海不靖，寇心不死，為統攝六合，大掃天下九州之妖氛，故對貪名、貪利、貪位、貪色之徒課以重刑，嚴懲不待。蓋因當時國中局勢，遭受頻年戰亂之後，人心尚在焦躁狂亂之中而不能自拔，為救溺人心，撥亂反正，故治國用以重典。據此製定的《大明律》，未免失之過苛。譬如說，《大明律》中載有明文，民間百姓不許著苧羅綢緞，不許飾以金器，膽敢犯律者，或卸去雙腳或流三千裏外充軍，南都百姓獲罪者不知凡幾。如今，滿城百姓子弟，尤其商賈販夫之流，哪個不是穿綢披緞？哪家女眷不是金翠滿頭，若都用《大明律》來定罪，隻怕京城便有一時皆空之虞了。”
馬憲成豈能不明白嚴嵩的險惡用心，但他在朝政之爭上從不讓步，當即將嚴嵩頂了回去：“嚴閣老此論貌似有理，實則不然。穿戴隻關乎個人好惡，充其量隻是人心不古，民俗奢靡；而走私販私則不然，擾亂國家大政，涉及國計民生，兩者風馬牛不相及，豈能一概論之？”
接著，他冷哼了一聲：“若非要將兩者拉到一起相較，孰輕孰重，孰大孰小，明眼人略略權衡便可知之，更遑論柄國大臣！”
嚴嵩被他嘲諷，氣得渾身顫抖，說不出話來。馬憲成又繼續說道：“祖宗好生之德，不嗜殺人之心，而私茶通番，輒以極刑淩遲論罪。其意安在？蓋西邊之藩籬，莫切於諸番，諸番之飲食，莫切於吾茶。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故嚴法以禁止，易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慕，此所以製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藩籬，斷匈奴之右臂，其所係誠重且大，而非可以尋常處之也！”
這個時候，一直沒有說話的徐階開口了：“馬閣老且請息怒。其實皇上的心意，區區略猜到了一點：禁茶之議由來已久，卻一直禁而不止。自宣德以來，藏漢毗連地帶，東自潼關，西及甘肅，南抵漢中，綿亙數千裏，到處都有私販茶馬的市場，以致出現了官營茶馬互市久而寢馳，奸人多挾私茶瀾出為利，番馬不時至之情狀。私茶之勢，如洪水滔天，堵不如疏。皇上想從源頭上想辦法，大興商茶以補官茶之不足。這在國朝也並非沒有先例，甚或自弘治先帝之時，已有定例，可謂祖宗成法……”
接著，徐階進一步引經據典，論證說由於朝廷厲行茶禁，茶戶生產的茶葉沒有暢通的流通渠道，生產積極性被嚴重打擊，最終必定使生產萎縮；而茶葉生產的萎縮，最終又影響了朝廷專營的茶馬互市。“弘治三年，禦史李鸞言，茶馬司所積漸少，各邊馬耗，而陝西諸郡歲稔，無事易粟，請於西寧、河西、洮州三茶司召商中茶。”；“令陝西巡撫並布政司出榜招商中，給引赴巡茶禦史處掛號，於產茶地方收買茶斤，運赴原定茶馬司，以十分率，六分聽其貨賣，四分驗收入官”。所謂“六分聽其貨賣”，就是說允許茶商私人經營百分之六十的自由買賣，這實際上也是承認或者說是默許了民營茶馬貿易的合法性。這便是茶葉生產萎縮後，政府征收不到“官茶”，不得不開放茶禁，“召商中茶”的開始。
同時，政府對茶戶變征茶為征銀，“初川陝茶課皆收本色，以易番馬。永樂後番馬由陝西道，川茶多黴爛乃令以三分為率，一分收本色，二分折銀。至成化三年西寧等處亦折收銀，粗茶百斤，芽茶三十五斤，皆量收五錢，無銀收絲絹等，俱解本省有司支用……”。由此，才再一次活躍了茶葉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使茶葉生產的複蘇有了生機。
徐階的話恰恰切中朱厚熜所想，他自然大點其頭，說道：“正是這個理。單靠茶禁，不但耗時費力，效果卻還不佳。既然有祖宗成法在，何不依東南之例，敞開榷法，商賈納稅請引即準其販運，未必就不如官茶互市所得利潤為少！”
原來皇上不但不同意厲行茶禁，還要徹底放開茶政專營榷賣之法啊！江南三大政：鹽政、漕政和河政；北方三大政：茶政、馬政和屯政，都與國家財政息息相關，而且茶政更是與馬政密不可分，馬憲成身為戶部尚書，自然不敢拿國家的一大財源當兒戲，便說：“縱有所得，也盡在奸商而不在官，於國朝財政何益？”
嚴嵩已從方才的震怒之中清醒過來，立刻抓住了他的話柄：“馬閣老此言又差矣。皇上如今推行新政，廣施仁政，禁用威權，趨利逐財之徒固然可惡，但也隻能加以疏導，不可施以重典。馬閣老兩榜進士，科甲正途出身，想必也讀過《太祖實錄》，可曾記得洪武年間，有廣平府尹王允道上疏朝廷，奏請對磁州鐵礦征稅，太祖高皇帝親下禦批，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則必損於民。’關於利該在朝廷還是該在百姓之分別上，太祖高皇帝這段旨意已是再清楚不過了。我附議徐閣老，讚同皇上興開中商茶，取代茶禁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