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朱厚熜接受內閣及禮部的奏議，下旨頒布“唯才是舉詔”，對明經取士的科舉製度進行改易，增開農經、醫理、算學、格致、經濟等時務科，按照一定名額，由兩京三品以上大臣和外省總督、巡撫等封疆大吏舉薦賢能之士，也不拘有無舉人功名，與明經科舉子一同公車送至京師參加次年春闈大比，論才取士，中式之人經殿試確定名次，一律授予某科進士，授官任職。
同時，詔書中還號召全國士人學子除了要一如既往地鑽研經義，孜孜以求聖賢修齊治平之道，還要致力於各種實用之學，報效家國社稷；並引用明成祖朱棣 “致治之道，以育才為先。苟不養士而欲得賢，是猶不耕蓐而欲望秋獲，不雕鑿而欲望成器。故養士得才，以建學立師為急務也。” 的聖訓，要求各省學政衙門督令省府州縣各級學堂招納實學之士，開設時務學科，廣泛培養各類有用人才，以此作為對學政和各級學官考成法的重要內容，予以考成獎懲；言稱將在適當時候，效法鄉試之例，加開時務科鄉試，使得時務科取士與明經取士一樣逐步走上正規，廣納賢才，為國所用。
一石激起千重浪，與其他各項新政舉措一樣，增開時務科的主張引起了不少死抱著“八股掄才，明經取士”祖製的迂腐朝臣，尤其是那些翰林院的清流詞臣們的強烈不滿。但讓他們聊以**的是，時務科中式舉子隻能稱某科進士，已經比單稱“進士”的明經科中式舉子低了一等，還有時務科進士不能點翰林，不能任內閣輔臣和禮部尚書、侍郎的若幹規定。可見皇上還是明白，四書五經、經學義理才是治國之道，其他什麼農工醫卜都隻不過是術，道不足才要術補之。也便是說，朝廷增開時務科不過是一時應急救難之需，大行於九州萬方、充塞於天地之間的，終究還是聖賢天人性理之道！
朱厚熜的本意可不是這樣，但經過了這麼幾年的挫折和動蕩，他總算是明白了“欲速則不達”的道理，事情總得一步一步去做，也總得要讓下麵的臣子們能做的下去。科舉製度自隋唐至今已經實行了上千年，盡管積弊重重，但畢竟關係到全國讀書人的前程出路，要想徹底廢除，談何容易！甚至，在時務科進士逐步走上朝堂，成為一股新興的官僚勢力；以及出於通過應時務科謀求晉身之階的考慮，那些士人學子關注和研究實學成為一種風氣之前，進行暴風驟雨式的改革是不行的，隻能這樣通過增開時務科和在各級學堂開設實學課程，悄悄地進行漸進式的改良。因此，那天內閣輔臣告退之後，他思慮再三，最後還是接受了徐階的這一奏議，作為對萬惡的舊社會、頑固的封建思想的妥協。
不過，事實證明，這樣的妥協倒是很有必要，朝臣們隻鬧騰了一陣子就不鬧了，兩京一十三省撒下去的廠衛番子暗探也沒有捕捉到有士人學子鬧事的跡象，讓他那顆懸了許久的心終於落到了肚子裏，原本以為肯定要受到天下人唾罵，並準備厚著臉皮承受言官詞臣雪片一樣飛來的彈章奏本的四大閣員都鬆了口氣。
其實，朱厚熜和內閣輔臣都被這幾年來接連不斷的變故折騰得近乎神經質，簡直有點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增開時務科，固然會引起那些科甲正途出身，憑借著八股文章掙得一份錦繡前程的朝臣們的不滿，但朝廷廣開納賢之門的做法，卻得到了廣大士人學子的讚同——數十萬生員就靠著科舉取士、三年一比謀求一條出路，可那條出路何其之窄，旁的不說，每科春闈，至多不過百十來個進士名額，千軍萬馬都要擠過那條獨木橋，其慘烈程度可想而知，許多人考了一輩子也困守場屋，甚至還有祖孫三代同下科場應試的滑稽之事。
如今朝廷又增開了諸般時務科，無疑是在那道緊窄的科舉小門旁邊又開了幾個牆洞，時務科進士雖說比不得正牌進士那麼榮耀，畢竟也是一條晉身之階，那些對自己經學造詣沒有信心或對八股製藝早已厭煩透頂的生員們紛紛扔掉那些專一用做科場利器的程墨房稿，鑽研起了諸般實用之學。往常坊間隻有少數人問津的農經醫書和百工之書被一掃而光，書坊不得不趕緊搬出塵封許久的雕版趕印，著實發了一筆小財。與之相對應的，高拱於前年奉旨寫就的論實學思想的文章也被再次翻出來廣泛傳抄，高拱更被那些有心投身致用之學的士人學子奉為今賢，繼前年率營團軍力抗韃靼虜賊之後，再次名聲大噪於兩京一十三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