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到了明朝中後期，皇帝大多優遊怠政，使得朝中權力鬥爭異常激烈，內閣學士為了爭奪首輔之位，結黨聯朋，相互傾紮排擠，並紛紛投靠宮中掌權太監，尋求支持；加之皇帝從不到內閣延訪大臣，退居深宮大內也不處理政務，內閣票擬卻要經過司禮監批紅才能成為正式的詔命，使擁有批紅大權的司禮監掌印太監等於擁有了最後決策權。於是，宦官的實際權力逐漸超過了內閣，變得炙手可熱，大臣非巴結內臣不得加官，不依附內臣不得安寧，內閣輔弼重臣也不免如此。比如說，萬曆初年，次輔張居正便是與神宗萬曆皇帝的大伴、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結成了政治同盟，並得到了萬曆皇帝母親李太後的支持，才得以一舉整倒了權傾朝野的內閣首輔高拱，奪取了外朝獨斷專行的權力。
回到這個時空的明朝之後，朱厚熜也曾想過要乾綱獨斷、事必躬親，用自己的理想去治理和改造這個龐大的帝國，致力大明中興，求民族之昌盛，謀百姓之福祉。但是，六部分設、沒有宰相統領；加之朱元璋、朱棣兩代皇帝設置了眾多相互牽製的官職和信息渠道，使他要應付的日常政務不知凡幾，終日批閱奏章至深夜，簡直苦不堪言，不得不象其他皇帝一樣，尋求權力的代理人。這就使他在兩大權力中心內閣和司禮監之間，麵臨著一個艱難的選擇、取舍問題。
朱厚熜也知道，別看明朝專權擅政、禍國殃民的權閹巨宦層出不窮，其實宦官自己並沒有什麼權力，司禮監是代行皇帝的批紅之權，東廠是皇帝的耳目，都完全被皇帝控製在手中，無論是何等權勢熏天、囂張跋扈的權閹，都不過是皇帝豢養的一條狗，皇帝殺之也如殺一條狗一般——劉瑾失寵，武宗正德皇帝在豹房淫樂之餘，從門縫中塞出一張二指寬的手劄，權傾朝野的“立皇帝”立刻被抄家滅族、淩遲三日而死。也就是說，削弱宦官權力，實際上就等於削弱皇帝的權力，這些權力資源自然要落入外朝之手，內閣權力勢必膨脹，若有權臣心懷不軌，就有可能會出現篡位奪權、改朝換代之事。因此，權臣對於皇權的威脅要比權閹大許多，兩害相權取其輕，按照一個皇帝的正常想法，應該是寧取宦官不取權臣，並且用宦官集團的力量牽製文官集團，確保皇權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這也是明朝中後期大多數皇帝的選擇。
但是，曆史已經證明，這種選擇是錯誤的。那麼，能不能換一種思路，走另一條路來試一試呢？不管怎麼說，通過嚴格的科舉考試製度選拔出的文官，特別是經曆了殘酷的政治鬥爭脫穎而出的內閣輔臣，無論是整體素質，還是個人才能，都要比粗通文墨甚至近乎文盲的宦官要高出許多，由他們來治理國家，對國家的發展應該更有好處。此外，或許是因為他並不是嘉靖本人的緣故，對於朱明皇權的永遠延續沒有那麼強烈的渴望，他甚至認為，哪怕是被曹操那樣的奸雄竊國自立，也比把家產都讓九千歲那樣的閹奴敗光，被外族侵略者乘虛而入的好——至少曹操及其子孫都是漢人，即便朝代更迭，應該也不會出現“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那樣慘絕人寰的曆史悲劇！
朱厚熜的這個抑製內官幹政的想法由來已久，要施行起來卻是困難重重，尤其是這幾年推行嘉靖新政，將全天下宗室勳貴、文官士紳都得罪光了，以致武將投敵、文官造反，宗室勳舊又在江南扯旗造反。在這種情況下，還要削弱他手中唯一完全掌控的宦官力量，簡直是在找死！因此，他不得不把這樣的想法暫時擱下了。
熬過了最艱難的那段日子，如今情勢已與當時大為不同，朱厚熜挾平定江南叛亂的大勝之威，將所有窺測天位或反對新政的宗室勳貴、文臣武將都一網打盡，皇權得到了極大的鞏固，他在朝野上下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真可謂是“君臨天下，統禦四海，呼吸間隱隱有風雷之聲”。那麼，應該是到了徹底割除依附在皇權身上的宦官這塊毒瘤的時候了。
說起來，黃錦虐打楊繼盛一事，不過是給了他一個理由，或者說是一個借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