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芳如止水一般肅整的麵容突然綻開了：“恭喜主子，賀喜主子。奴婢剛剛接到鎮撫司的八百裏加急奏報，禮部僧錄司主事初幼嘉奉密旨宣慰烏斯藏，已經說服烏斯藏禪宗大派格魯派同意派高僧入朝受封了！”
原來，年初朝廷開製科取士，朱厚熜為了粉飾太平，彰顯新政已盡得天下士人學子的一致擁護，命張居正說服他的兩位好友、曾與他一起策動嘉靖二十三年科場舉子罷考事件的何心隱和初幼嘉二人應試。兩人都不愧是名滿天下的大才子，同登黃榜。其中篤信佛教的初幼嘉在策論中提出，目前正在烏斯藏蓬勃興起的藏傳佛教一大分支——黃教可以用來羈縻蒙元諸部，令一直為韃靼虎視眈眈窺測邊庭而憂心忡忡的內閣次輔李春芳、兵部尚書曾銑大感興趣。李春芳和曾銑尚且如此，大致知道日後藏傳佛教在蒙古興盛一時的朱厚熜更是如獲至寶，立刻召見了初幼嘉，授予他禮部僧錄司六品主事之職，命他秘密宣慰烏斯藏，說服黃教高僧入朝受封。
按照朱厚熜的想法，冊封黃教高僧隻是第一步，接著還要安排他們入蒙傳教，利用宗教來羈縻蒙元諸部。由於烏斯藏雖自洪武初年便對明朝俯首稱臣，並接受明朝設立的烏斯藏宣慰使司的管轄，一直按時朝貢，雙方茶馬互市往來不絕，但烏斯藏一直與明朝貌合神離，加之韃靼俺答部崛起之後，控製了與烏斯藏毗鄰的土默特部，從西北方向的青海一直到陝甘邊境的廣袤地區威脅著烏斯藏，使得烏斯藏各位王公或對韃靼心存忌憚，不敢與明朝過於親熱；或眼熱於韃靼興盛強悍而心生桀驁之誌，對明朝離心離德的傾向日益嚴重。因此，朱厚熜擔心黃教僧人會拒絕入朝受封，自己熱臉貼了冷屁股不說，還勢必會遭到朝野上下那些專一崇信儒教，將釋道之流都視為異端邪說的清流官員和迂腐士子的反對。因此，他不敢明發敕書，就把此事交給了錦衣衛協辦，連高拱和嚴世蕃這樣的天子近臣也不得而知。
不過，聽呂芳奏報之後，朱厚熜疑惑地說：“朕記得初幼嘉在奏疏中所說的是黃教，怎麼又成了什麼格魯派了？”
呂芳趕緊解釋道：“是奴婢回話不清。據初幼嘉奏稱，烏斯藏禪宗教派眾多，格魯派乃是其中之一新興教派，於一百多年前由得道高僧名曰‘宗喀巴’者開山創派，因該派僧人戴黃色僧帽，又被稱之為黃教。”說著，他從懷中掏出一份奏疏，雙手奉上：“烏斯藏禪宗在蒙元諸部的興起與格魯派之教義、戒規及沿革，初幼嘉已有詳細奏本呈上，請主子撥冗一閱。”
初幼嘉原本隻是知道藏傳佛教在蒙元諸部中流傳頗廣，奉旨去往烏斯藏拜訪烏斯藏禪宗各大流派，得以更深入地了解了其中詳情，因而在奏疏中寫的明明白白：蒙元諸部普通百姓大多信仰蒙古族的傳統宗教——薩滿教。而各部貴族階層，包括成吉思汗後裔“黃金家族”則推崇佛教。元史載，早在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建立蒙古帝國之初，佛教即已在蒙古人中有所傳播。蒙古統治者出於鞏固與穩定政權的需要，大力推崇佛教。蒙古闊端太子代表蒙古汗廷與西藏薩迦派四祖薩班在涼州會晤，藏傳佛教始傳入蒙古，薩班並被蒙古統治者確立為西藏各地僧俗的領袖。不過，當時藏傳佛教還遠沒有像後來那樣居於獨尊地位。在忽必烈繼位之前，蒙古統治者對宗教采取的是兼容並蓄政策，而居於主導地位的應為來自漢地的禪宗，如“曆事太祖、太宗、憲宗、世祖，為天下禪宗之首”的海雲和尚，在蒙哥汗在位時即受命“掌釋教事”，為國家祈福事。嵩山少林寺禪宗大師福裕亦被邀至“北庭行在”，講經累月。蒙哥汗時期，以福裕為代表的佛教和以李誌常為代表的道教互相攻擊，雙方都標榜自己的教義最正確。為了平息這場爭論，蒙哥汗下令在和林舉行禦前辯論，以決勝負。結果，蒙哥汗宣布以禪宗為代表的佛教取得勝利。元世祖忽必烈繼位後，蒙古統治者的佛教信仰才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忽必烈先後敕封薩迦派五祖八思巴為國師、帝師，統領全國佛教，而且他本人和許多皇室貴族都紛紛皈依帝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其舉措將藏傳佛教薩迦派很快推向極致，使其以淩駕於佛教其他各宗派之上的特殊地位而蔓延全國。
正因為藏傳佛教得到了中央王朝和地方統治勢力的大力支持，發展迅猛，已與政治融合為一，各教派之間爭奪愈演愈烈，“互爭外勢，故真學實行之士日漸減少，至不知戒律為何事，寺院僧侶，盡同俗裝”。麵對這種形勢，宗喀巴創立了一個以戒律為本，顯密並重，上繼烏斯藏禪宗最大之教派顯宗噶丹派與密宗薩迦派，融合各教派為一體的新教派━━格魯派，要求僧人嚴守戒律，安分守己，敬上睦下，受到統治者和正直僧人的讚賞與支持，改革進行順利，取得極大的成功，雖開宗創派不過一百多年，卻發展異常迅猛，已隱隱成為烏斯藏禪宗教第一大派。格魯派僧人因戴黃色僧帽，又被稱為黃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