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日演武之後，朱厚熜不顧朝臣正在放春假，又專門召見了李春芳、曾銑和楊博，對他們說，此次演習由總參謀部事先製定演習方案，確定演習地區、參演部隊編成及戰役想定；由五軍都督府和兵部設立演習總導演部，並將參演部隊分為紅、藍兩軍，劃定一定區域，自由機動，由兩軍統帥自行捕捉戰機，進行對抗演習，由總導演部裁定勝負。不但如此，他還不管這幾位明朝人是否能聽得明白，一股腦地將自己所知道的後世軍事演習有關情況都倒給了他們。
皇上的話裏夾雜著許多讓人覺得莫名其妙的新鮮名詞，有的聽起來甚至近乎匪夷所思。萬幸的是，李春芳、曾銑和楊博三人既有大才又通曉軍事，領悟能力很高，仔細琢磨，集思廣益，還真的明白了皇上所說的那些東西。在楊博的主持下，明軍總參謀部經過兩個多月的努力，終於拿出了一個基本成型的演習方案：
參演部隊由禁軍三個軍和宣府、大同兩鎮守軍組成，禁軍各軍兵力都是六萬上下，共計十八萬；宣府、大同兩鎮守軍約十八萬，總計參演兵力三十六萬。
兵力編成是禁軍第一軍俞大猷部、第二軍劉鼎望部為“藍軍”，兵力十二萬，由五軍都督府大都督、禁軍司令張茂為司令；宣府、大同兩鎮守軍和禁軍第三軍劉顯部為“紅軍”，兵力二十四萬，由宣大總督賀文來為司令。
戰役想定為“藍軍”進攻大同城，“紅軍”以大同軍憑借堅城進行積極的防禦，宣府軍留基本守備兵力守衛宣府，主力星夜馳援大同，禁軍第三軍劉顯部也從京城出發，全力增援大同。
此外，演習畢竟不同於戰爭，無法真的動槍動炮，勝負的裁定就成為總參謀部最為頭疼之事。不過皇上頒下聖諭，讓他們分析明軍以往戰例，根據明軍的實際情況確定了一些基本的判定原則，比如傷亡30%以上即可判定全軍崩潰；絕糧斷水五日以上亦可判定全軍崩潰等等，不一而足。雖說給總參謀部增加了許多工作量，卻解決了這個難題，更讓那些年輕的參謀們，尤其是剛剛選入總參謀部任職的嘉靖二十六年新科進士王崇古、殷正茂等人對明軍編成、指揮體係和總體戰力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再大的辛苦倒也是值得的。
根據皇上“要給演習擬下響亮的名字，日後載諸史冊，亦可為萬世之法”的上諭，總參謀部將此次演習命名為“射天狼”，出之蘇軾蘇東坡之《江誠子。密州出獵》中的名句：“西北望，射天狼”。
至於演習地點選擇在大同，跟演習名稱“射天狼”一樣，用意是不言而喻的，也深契聖意。
明朝在北部邊境一字排開了九個軍事重鎮，稱為“九邊”，統兵大將都是正二品的總兵。但素來又有“四鎮”之說，“四鎮”即宣（府）大（同）薊（鎮）遼（東）。其中，宣府和大同負責防禦來自西北的蒙古各部--當年是瓦刺，如今是韃靼--的進攻；薊鎮和遼東則主要防禦東北的兀良哈和土蠻各部，統禦並監視女真三部。
有明一代，這四大軍鎮是明朝北部邊境最為緊要又最難防守的地方，以致明朝最為傑出的文武全才陽明先生王守仁曾說過：“大明雖大，最為緊要之地四處而已，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其重要程度，可見一斑。
所以，一直以來，明朝在這四鎮之上還設置了兩大獨立軍區，即宣大和薊遼，由朝廷直接管理，派駐總督節製轄區兩鎮總兵，統領數十萬將士。宣大總督和薊遼總督都掛正二品兵部尚書銜，是明朝國防部長（兵部尚書）以下最高級別的軍事長官，曆來由最富有軍事經驗的資深文官出任。
嘉靖二十六年，朝廷確定了“南攻北守、東進西防”的戰略方針，薊遼總督江肅京和薊鎮總兵孔寒冰、遼東總兵歐啟名等人就指揮兩鎮數十萬兵馬，在固原鎮和女真各部的配合下，加緊圍剿長期占據遼東、騷擾東北邊境的朵顏、福餘、泰寧等兀良哈三衛和當地土蠻各部，戰事進展頗為順利，至去年秋季已將兀良哈和土蠻各部壓縮在方圓不到五百裏的遼西。其後雖因冬季天寒，無法大舉進兵，但兩鎮遵從聖意，在周邊各關隘要地搶修營寨堡壘，構築起了一道完整的包圍圈，對兀良哈和土蠻各部形成了甕中捉鱉之勢，一俟今春天氣轉暖，就要犁庭掃穴，一舉解除長期困擾大明王朝的東北邊患。
因此，如今朝廷的戰略防禦重點，已轉向了西北邊境的韃靼部，從西北的河套地區到宣府、大同兩大軍鎮，各地明軍一方麵嚴格遵循朝廷當年在北京城下與俺答簽訂的和約，約束兵馬不再主動出塞攻擊韃靼各部；一方麵加強武備，整修軍械，防備不測。此次演習，目的就是要檢驗宣、大兩鎮武備及明軍各部協同作戰的能力，防備韃靼再次攻破大同，釀成嘉靖二十三年京師被圍的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