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是浙江紹興人氏，未中式之前，在街頭擺攤賣字畫為生，十分了解民間百姓的疾苦和朝廷當年推行改稻為桑國策所引起的民怨，聞說朝廷又要在江南諸省大力推行改稻為桑，還要把浙江一省一半的稻田改為桑田，十分擔心會重蹈嘉靖二十五年的覆轍。但是，他有心要向皇上進言，卻有兩大顧慮：一來他雖是文官，卻既不是京官又不是地方官，在軍中任職的官員幹涉地方民政，有違朝廷規製；二來這隻是他的擔憂，卻並不是已然出現的事實，他更不敢拿自己的管窺之見妄加猜度、幹擾聖聽，為之猶豫了許久。後來，經過戚繼光百般勸說，又見到皇上在薰風閣裏與眾人談笑風生，盡顯仁君禮賢下士之風範，令他不勝感激之至，就鬥膽麵陳君父，將自己的顧慮向朱厚熜和盤托出。
朱厚熜對徐渭的這一片憂國憂民之心大加讚歎，信誓旦旦地對他說，有了嘉靖二十五年的教訓，自己也擔心下麵的官員一味逢迎聖意，為了撈取政績而不顧治下百姓的死活，用簡單粗暴的行政命令強迫百姓改稻為桑，使這一利民惠民的善政，卻成了虐民害民的苛政。不過，這一次，朝廷已提前采取了諸多措施防備，應該能避免出現類似的情況：
一是實行各項優惠政策，動員和鼓勵百姓自願改稻為桑。其一，稻田改為桑田，仍按稻田起課征稅，桑田每畝收益要比稻田高出五成以上，當年改種，當年受益，百姓勢必趨之若騖；其二，由官府無條件為改種桑田的百姓借貸糧食，不但不收利息，反而采取“春借一鬥，秋還九升”的優惠政策，等若貼補那些桑農10%的糧食，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當年若是還不了，還可於次年再還，仍不收利息；其三，百姓所產生絲若是賣不出去，亦可拿生絲抵償向官府借貸的糧食，按市價公平交易，童叟無欺。
二是內閣在擬訂方略之時，就已經明確提出，各省絕對不搞一刀切，而是分三年去改，一來給各地商人投資開辦絲綢作坊、修建廠房、建造織機和招募織匠相對寬裕的時間；二來事緩則圓，那些心存疑慮，遲遲不動的百姓看到前兩年或在這之前改稻為桑的人得到了偌大實惠，自然也就心甘情願去改了。
三是如今隨著北方大興農務，墾荒屯田，以及推廣種植水稻、玉米等高產農作物，北方諸省對南方糧食的依存度已經大為緩解，江南各產糧大省如湖廣等，可以就近調運大批糧食支援改稻為桑的浙江、南直隸，一來那些產糧大省避免了“穀賤傷農、豐做饑謹”；二來也解決了百姓將稻田改為桑田的吃飯問題，兩全其美。
四是朝廷實行各項減免稅政策，鼓勵南方海商多多將大明所產的絲綢運往海外售賣，以嘉靖二十八年出口額為標準，每年增加出口的部分，減半征稅；超過20%以上的部分，免征賦稅。打通了西域絲綢之路的北方商人，也同樣享受這一減免稅政策。同時，動員和鼓勵海商從南洋占城等產糧地運回糧食，用以交換浙、直兩省的絲綢棉帛或生絲；所運到的糧食，一律免征進口關稅。
五是從嚴遴選江南各省府州縣各級職官。朝廷已決定將在翰林院、國子監等清望衙門任職的趙鼎、齊漢生和趙貞吉等人改授地方官職，讓他們在重點推行改稻為桑國策的蘇州、鬆江、杭州等地任知府。這些人清正有品、剛直敢言，素為朝野上下所矚目，且在江南士林廣有美譽，用他們這些方正之士撫牧一方，推行國策，應該不會再有苛政虐民或借機貪墨之情事，更有助於江南士紳階層響應朝廷號召，積極推行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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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熜自信滿滿地對徐渭說，以上措施也不見得就能完全杜絕官場貪墨及虐民之事，但隻要上下一心，群策群力，以百姓根本利益為重，就一定能在江南諸省順利推行改稻為桑的國策，也不會再惹出什麼亂子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