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日親耳聆聽皇上一五一十地將這一條條優惠和防範措施娓娓道來，徐渭不禁感慨萬千：大明朝的那些撫民之官，但凡還有一點天理良知，也該能體念皇上這一片仁君愛民之心，謹遵聖諭，治政安民，江南諸省推行改稻為桑的國策當無大礙，故此才放心地和戚繼光走了。
其實，徐渭卻不知道，正是因為有了嘉靖二十五年虎頭蛇尾，甚至事與願違的慘痛教訓，對於推行國策一事，朱厚熜根本沒有向他做解說時表現出來的那樣自信，甚至可以說，他的心裏一點底都沒有。
內閣秉承聖意，擬定的方略和與之配套的各項優惠政策、扶持政策不可謂不完備，甚至引起了朝野內外的諸多非議，認為朝廷對於商人、農夫所施行的種種惠民政策失之過寬，已經違背了在江南諸省推行改稻為桑的國策來增加國家賦稅收入的初衷--
其一，稻田改為桑田，不加征賦稅，這固然是朝廷撫政愛民之心，但官府無償借貸糧食，還要貼補一成用以鼓勵百姓改種桑田則大可不必，一來朝廷不對百姓加征賦稅，從這一頭已經得不到任何好處，卻還要貼補他們糧食，徒然增加官府開支；二來若是有刁民借貸到了糧食，秋後卻不歸還，又如之奈何？三來那些稻農借貸了官府的糧食，卻仍不改種桑田，又該如之奈何？
其二，大明絲綢棉帛原本就在東西兩洋和蒙元、西域那邊賣得十分好，價錢要比大明國內高出五成以上，商人已經從中牟取了暴利，隻要有絲綢，何愁他們不多多地賣給外番四夷？又何必要用什麼減免賦稅的政策來鼓勵他們？多產絲綢棉帛所產生的利潤，國家得不到多少好處，大部分都被那些商賈販夫給吞了……
明朝科舉製度以八股取士，嚴重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官員、士子長期埋首書齋，鑽研製藝，把八股文章作為進入官場的敲門磚和晉身之階，從而養成了不務實學、崇尚空談的風氣。朱厚熜早已是見慣不驚。對於這些非議和詰難，他覺得也不能一概斥之為無稽之談，不得不一再向朝臣們大講民為邦本，民富則國富，清平治世應該藏富於民的道理，這才勉強壓製住了這股質疑的聲浪。
朱厚熜的心裏更明白，為了推動國家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他不惜放棄眼前利益，將大量的利潤讓給了百姓、作坊主和商人；但是，再好的政策，再完備的製度，總要靠人去執行。會不會有不法商人和豪強劣紳認準了這是個大發橫財的好機會，勾結官府，借朝廷推行改稻為桑國策的名義，大肆兼並百姓的田地，最大限度地牟取暴利？而大明朝的官員，象海瑞那樣極端鄙視物質財富的人，實在是太少了，這種情況絕對有可能發生！
最讓他擔憂的是浙江，素來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稱，田少人多，扯平了兩個人才有一畝田，每年上繳的賦稅曾占到了全國賦稅總收入的七分之一，為了推行改稻為桑的國策，要將浙江一半的田地改為桑田，若是再被那些不法商人和豪強劣紳趁機兼並田地，使許多百姓失去了賴以為生的土地，聚集在那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非但不能解國計之難、民生之苦，反倒會成為致亂之源，遲早會釀成大禍，這就與他的初衷背道而馳了……
思前想後猶豫了許多天，又跟呂芳、高拱、張居正等心腹反複商議，最後，朱厚熜不得不放棄了一直以來確定的“以清流匡正人心，用循吏擔當國事”的用人原則，接受了高拱的建議，決定起用當初非議新政，或被廷杖罷官，或被貶謫處分的趙鼎、齊漢生和趙貞吉等人出任江南財賦重地、亦是推行改稻為桑國策的關鍵地區浙江省杭州和南直隸蘇州、鬆江三地的知府--這些人都是理學心學後起一輩中的名臣，雖說不見得會從心底裏讚同新政諸多政策舉措，推行國策或許也不是很積極，但他們至少能遵從聖賢教誨，本著一顆愛民之心，秉公持正，不會與不法商人和豪強劣紳沆瀣一氣、上下其手，虐民而肥！
至於他們未有在地方任職的經驗，不熟悉地方政務的問題，高拱有句話說得好：“人徒曰用賢才，而不知賢才必培養於先，候其成而用之，乃可濟天下之務。”這句話固然是出於對自己兩位同年的褒美，卻與朱厚熜一直強調的“國朝用士、育才為先”的用人宗旨一脈相承。不鍛煉，就永遠沒有地方工作經驗，始終難以獨當一麵，眼下正是一個機會，就讓他們在遊泳中學會遊泳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