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趙鼎、齊漢生和趙貞吉這三個人的具體職務安排，朱厚熜更是頗費了一番腦筋--
趙鼎和齊漢生都是內閣資政夏言的門生，卻在嘉靖二十三年的新政之爭中反戈一擊，上疏非議新政，使時任內閣首輔，秉承聖意大力推行嘉靖新政的夏言丟盡了麵子。這麼多年來，雖然有高拱從中穿梭，自己還曾抬出皇上的身份將他們請到一起賜宴款待，指望他們能相逢一笑泯恩仇，把過去的恩恩怨怨都拋開，但始終未能如願以償。如今夏言坐鎮南京，趙鼎和齊漢生就因該到南直隸任職，指望著有恩師為自己撐腰，幹出什麼違法亂紀的事情那是休想，卻可以就便請教恩師治國理政之術，又可以借著公務往來多多拜望自己的恩師，或許能緩和他們師生之間的關係。而夏言即便對這兩位忤逆門生還有怨氣，出於師長之德首輔之尊，隻會時常敲打他們安守本分，卻不會在公事政務上刁難他們。
至於趙貞吉，他是徐階於嘉靖十七年任會試考官時取中的進士，而徐階是南直隸鬆江人氏，聞說家中還有不少田地，也開有絲綢棉布作坊，是鬆江府有數的幾個棉業大戶之一。利益所在，趙貞吉當然不能去鬆江任職。不過，他既是徐階的門生，雖說未必能得到夏言的關照，但湖廣巡撫高耀卻是嚴嵩一黨的要員，朝中夏黨、嚴黨貌合神離，桌子底下爭鬥從未消停，卻都在竭力拉攏徐階這個第三方勢力，以期壓倒對手，由徐階的門生出任杭州知府兼浙江道監察禦史，無論是南京方麵與浙江的政務往來，還是湖廣省給浙江調糧，大概都要看在徐階的麵子上行個方便，對解決浙江糧食緊缺問題大有裨益。
朱厚熜如此苦心孤詣，還有一層更為深遠的用意，那就是通過事實教育、感化這些在官場士林中享有崇高聲譽的清望人士，使他們屏棄對於新政的固有成見和迂腐的流品俗念，成為推動貿易發展和國家經濟建設的生力軍。要知道，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他們站出來說話，對那些清流官員、士子的影響力或許比內閣輔臣、六部九卿還要大。隻要他們能真正轉變過來，成為嘉靖新政的支持者，大明王朝就能萬眾一心奔小康了！
此外，對於朝野內外提出商人侵吞國家推行改稻為桑國策利潤的問題，呂芳認為，朝廷在江南推行改稻為桑的國策，將許多稻田改為桑田是為了多產絲綢，產了絲綢是為了賣給外番四夷變成銀子，增加國家賦稅、提高百姓收入。可是，絲綢不好，外番四夷那邊就不要。若是小作坊一擁而上，難免在工藝上難以提高，織出來的綢也就質量不高，賣不上價。而百姓的絲賣給小作坊的話，也賣不上價。為此，他認為朝廷可以效法兵工總署懷柔鐵廠及諸多礦山、工廠之成例，由國家出資在江南成立絲織廠和棉紡廠，委派官員管理，聘用大量織師、技工，產出絲綢所獲利潤，自然也就歸國家所有。
呂芳一個明朝人，還是個太監，能提出成立國營工廠的建議，令朱厚熜不免得意於自己對明朝人的思想啟蒙已大見成效，也對他的這個建議大為心動：實行社會化的大生產，有利於降低單位勞動成本，提高生產工藝，推動技術革新，好處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兵工總署下屬的各大工廠、礦山，都是軍事工業，與朝廷整飭武備、提高國防現代化水平休戚相關，可以完全由國家出資或控股，誰也不能說這麼做不對。若是隻為了賺錢而開辦絲織廠和棉紡廠，就難免要招致官場士林那些清流們的“與民爭利”之譏--這也不能怪那些人左說左有理，右說右有理，朱厚熜剛剛大講特講了“藏富於民”的大道理後，轉身就設立國營工廠大賺其錢，豈不是說一套做一套，自打耳光？他這個皇上的信譽乃至大明朝廷的威信就蕩然無存了……
麵對皇上的擔憂，呂芳婉轉地提醒道：“主子萬歲爺，自打嘉靖二十四年江南起了叛亂，內廷蘇、鬆、杭三大織造局就都關了門，這麼多年了，也一直未能複設。去年朝廷冊封兩位新娘娘，還有新正年節賞賜宮人奴婢，都拿不出上好的絲綢作為賞賜……”
呂芳的話還沒有說完，朱厚熜已經明白了過來：原來呂芳的建議是要以複設內廷織造局的名義，開辦國家工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