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鬆、杭，衣被天下”的說法由來已久，內廷下屬的三大織造局就分別設在蘇州、鬆江和杭州三地，宮裏一應人等，上至帝後嬪妃、下到婢女火者所用衣料，以及皇上賞賜藩王、使臣和外夷的絲綢布帛都由這三大織造局供應。不過，織造局下麵並無作坊，所有的織造供奉任務，都照例向各地織戶攤派。
早在另一個時空，朱厚熜對明朝內廷機構之完備以及宦官人數之多、權勢之大早有耳聞，對於這種家國不分、宦官趁機攬權貪墨的情況也早就深惡痛絕。因此，他回到明朝之後，借著推行嘉靖新政，第一刀就砍在了由內廷掌管的市舶司的頭上，將之交給了戶部，歸入國家財政。但是，由於沒有人想到要給他做龍衣，他也就沒有把內廷織造局放在心上。後來王師南下平定江南叛亂，取得了徐州大捷之後，陳洪想錦上添花，決定給皇上做龍衣以備朝廷慶典，引起了他的重視，找來曾在蘇鬆杭等地任過知府的官員查問之後才知道，織造局對國家經濟的損害和對百姓的掠奪，比市舶司有過之而無不及！
皇上用的衣料，從繅絲、織布到染色，每一道工序誰敢馬虎？一匹緞子千辛萬苦地織成，織造局的欽差督造太監過目檢查，若找到米粒般大小的瑕疵，這匹緞子就算廢了。織戶忙活半年，不但領不到報酬，那匹緞子還不給退回去--督造太監說的理直氣壯：這是專給皇上織造的麵料，任其流落民間就是褻瀆天威，這個罪，誅了你九族都擔不起！
即便督造太監驗看過關，一匹緞子織造局也隻肯付給織工二十兩銀子，而實際的工價銀少說也得八十兩，織戶要虧四分之三的本錢。誰願意接這樣的差事？織造局卻不管，輕描淡寫地說一句“咱家是宮裏的人，隻管給宮裏織絲綢，攤派織工的事兒，該由你們地方衙門去辦。”一腳就把麻煩踢給了蘇鬆杭三地知府衙門。
人常說，寧為長江知縣，不為黃河太守，可不曾在江南為官的人卻不知道，在富甲天下的江南膏腴蘇鬆杭三地做知府，竟是如此苦不堪言，為的就是每年為織造局給織戶派活這天下第一等頭疼之事。一匹價值八十兩銀子的緞子，織造局隻肯給二十兩，地方官府衙門隻好這裏摳一點，那裏摳一點，挪出一筆經費，再給織工貼補二十兩。即便如此，也隻相當於本錢的一半，仍沒有那一家織戶願意幹，不得不硬性攤派。每年織造局的織造計劃下來，知府衙門就派人去把織戶按裏甲召集起來，分片抓鬮兒，誰抓到算誰倒黴。往往手氣不好，抓到承差的織戶敗家破產，乃至投河上吊的不在少數。
織布還隻是第一道工序，還有刺繡、縫製等諸多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是如此， 加之織造局的欽差督造太監往往需索無度且趁機敲詐勒索，不但是承差織戶飽受其累，動輒被逼得破產毀家；就連配合他們辦差的當地知府衙門官員也是苦不堪言。但是，三大織造局幹的可是皇差，織造局衙門的關防上都有“欽差”二字，那些地方知府衙門的官員誰敢懈怠延誤？那些不幸抽到承差的百姓誰敢抗旨不遵？毫不誇張地說，大明皇帝身上的那件關乎朝廷威儀、天家體麵的龍衣，不但耗費了許多民脂民膏，上麵還沾滿了百姓的血淚！
這且不說，織造局的那些欽差督造太監們不但欺官虐民，對於皇上的龍衣也敢雁過拔毛，正德年間的天價龍衣自不待言，嘉靖年間製作的那些龍衣，每件工價銀上萬兩至兩萬兩，可根據地方知府衙門的估算，實際用銀都超不過四千兩，剩下的銀子到哪裏去了？別處不說，杭州織造局欽差督造太監們經常大宴賓客，刨龍烹鳳隻是尋常事；西湖上最豪華的遊船也是織造局的，還用問剩下的銀子到哪裏去了嗎？
幸喜嘉靖二十三年江南叛亂，蘇鬆杭三大織造局的那些欽差督造太監們和下屬內官或死於亂兵之手，或委身投靠逆賊，省去了朱厚熜撤銷三大織造局的麻煩，他借口天下初定、民生凋敝，身為萬民君父，應當於國同體、解民之憂，聲稱十年之內不許再提給自己做新龍衣之議，也就隻字不提重建三大織造局之事，內廷所需及賞賜外藩四夷的絲綢棉帛，都由朝廷供應。
其實，朱厚熜此舉不但有違祖製，也違反了朝廷規製，概因每年三大內廷織造局的用銀，照例要由皇室出一半，工部撥一半，如今全由朝廷供應，實際上是違規動用了朝廷太倉裏的錢。但是，自從嘉靖二十二年起，皇上就把宮中用度一減再減，每年朝廷撥的銀子，應付宮中日常開銷也是捉襟見肘，哪裏還有餘財去置辦絲綢棉帛？而國家財政日趨好轉，即便是慳吝如馬憲成者，也不好意思跟皇上摳這理應由皇室承擔的一半費用。再說了，這麼做，雖說給工部增添了許多麻煩，但戶部卻能從源頭上控製相應的費用開銷，避免了以往年份朝廷有義務撥款，卻無權過問往來賬目的弊端，施行一年之後匡算開銷，竟比當初撥付一半還要少上許多，馬憲成當然樂得裝一次糊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