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無論是高拱、張居正，還是趙鼎，都有些過慮了--朱厚熜畢竟已經不是八年前那個剛剛穿越回來的愣頭青，怎能不知道事情並不象趙鼎說的那麼簡單，又怎能不清楚趙鼎的為難之處？不過，事情不但涉及到新政的大旗夏言，還牽扯到徐階，而徐階一黨又是朝中製衡夏黨、嚴黨黨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就不能不慎重從事了。
說到底，還是因為封建官場上，象海瑞那樣真正一清如水的官員太少。以夏言和徐階兩人而論，出仕為官之前，頂多是個衣食無憂的小康之家，當官這麼多年，也沒有怎麼大肆貪腐，賣官鬻爵，可誰家不是家私巨萬，有良田萬頃、華屋百間？這其中固然有小民為了逃避國家賦稅而主動將田產房舍乃至自身投獻於這些權貴的門下，但更多的家產，隻怕來曆就沒有那麼清楚了。或許連他們自己都覺得，給朝廷煮肉的時候，自己喝上幾口湯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被人視為“名臣廉吏”的夏言、徐階尚且如此，嚴嵩一黨就更可想而知。正所謂水至清而無魚，若要嚴格按照明太祖朱元璋當年製定的法律懲貪肅奸，大明朝堂乃至兩京一十三省各級官府衙門隻怕就要人去樓空了！因此，朱厚熜盡管一直強調清廉為官，時刻警鍾長鳴，還專門在鎮撫司下麵設立了大明反貪局，派出大量暗探番子密切監視這些當朝大僚的一舉一動，但是，隻要他們的貪腐行為不是那麼過分，不影響朝局穩定，不逼得百姓活不下去，他也隻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毛主席曾經說過，路線一旦確定，幹部就成為關鍵因素。如今大明朝正麵臨著這樣的情況，嘉靖新政的“路線”已經確定，具體落實還得靠內閣、六部及各省府州縣，成敗也取決於各級封建官員這些“幹部”。尤其是江南正值推行改稻為桑的關鍵時刻，這可關係到中國剛剛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能否日漸茁壯成長。如果夏言、劉清渠等人撂挑子不幹或者陽奉陰違暗中阻撓，換上嚴嵩手底下那幫人，興許更幹不好，他們會肆無忌憚地去貪，盤剝商賈、欺壓百姓，大明王朝乃至中國就跟那個時空一樣沒有希望了……
此外，自己還沒有親自到蘇州等其他地方看過，也不能聽憑趙鼎的一麵之辭，就斷言“以改兼賑，兩難自解”的方略會增添了民生之難，鬆江有鬆江的實情，蘇州有蘇州的實情，興許蘇州那個探花知府齊漢生也能有辦法破解這個難題，闖出一個“蘇州模式”出來……
想到這裏，朱厚熜不動聲色地說：“你這麼說，倒也能說的過去。既然你的書信已經寄到了京城，到底是不是如你所說的那樣，有沒有效果，等徐閣老給你回信再說吧。雖說朝廷三令五申，各級官府衙門不得隨意幹預商貿貨殖，但百姓的根本權益還是應該受到保護，倘若那些買田的大戶果真借著天災發國難財，天理不容，國法難恕，官府當然應該過問。尤其是我大明官員的家人，世受皇恩，更要上體君憂國難，下體民生困頓，為鄉裏士紳做一表率。不能因為朝廷如今實行官紳一體納糧當差之法，斷絕了他們廣納投獻之門，每年還要向朝廷繳納若幹錢糧賦稅，就想著要趁朝廷推行改稻為桑之國策，從這裏找補回來！”
略微停頓了一下，他又說道：“朝廷之所以定下要在江南推行改稻為桑的國策，本意是既要利國，更要利民，民富則國強，隻要百姓富庶安樂，朝廷何愁國庫空虛？所以朝廷製定的方略中定下了若幹優惠政策，把大部分的利潤讓給了棉商、織戶和棉農。從這個思路來說，隻要朝廷把住了口子，切實把該上繳國家的賦稅收到國庫，把該給棉商、織戶、棉農的利潤還利於民，‘以改兼賑，兩難自解’的方略還是可行的。鬆江府遇到的問題，隻不過是有那些豪富大戶、不法商人貪心不足，還想把百姓那一部分也侵奪了去，於是就壓低田價，虐民自肥而已。而你限定田價的法子既是保護了災民的利益；其實也是替朝廷把住了這道口子。夏閣老和劉中丞不肯采納你的意見，或許是不能體察你鬆江府的實情，也或許是推行國策求得成效之心過於操切了，你先照著你的想法幹起來，等我到南京之後，自然會好好跟他們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