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嘉靖二十年同登一甲，趙鼎和齊漢生二人的命運就緊緊地聯係在了一起。按國朝授官製度，兩人與那一科的一甲二名榜眼張翰直入翰林院任職。齊漢生家貧，甫入官場就進了翰林院那樣的清望衙門，那麼一點菲薄的俸祿既要供養老母妻子，還要支應門麵，實在過得艱難，趙鼎不但買下了一所小宅院“借寓”給齊漢生，還時常不動聲色地接濟他。嘉靖二十三年，趙鼎策動那一科的進士聯名上疏諫諍新政得失，齊漢生慷慨署名，與趙鼎一同被廷杖罷黜，削籍為民。其後不久，隱居鄉裏的兩人又一同落入江南叛軍之手，被挾裹到了南京，趙鼎因當麵直斥那幫謀逆的勳臣顯貴而身陷大獄。齊漢生不顧個人安危，在外四處為他奔走號呼，最後也被惱羞成怒的勳臣顯貴投入死牢，險些與趙鼎一同斷送了性命。有了這麼多生死與共的經曆，趙齊二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也都被朝野內外清流官員士紳視為國朝後起一輩中堪稱一時瑜亮的翹楚人物。
但是，連齊漢生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是從何時起，他的心中竟對趙鼎產生了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複雜感情，更感到趙鼎在無形之中給了他很大的壓力--一方麵，他也承認，論才情論風骨，身為狀元的趙鼎都在他之上；另一方麵，他卻不甘心被朝野內外視為趙鼎的附庸，想獨自做出一番成就，即便不是為了壓過趙鼎一頭，也要向世人證明，自己並不比趙鼎差……
正是在這種複雜心情的驅使下，齊漢生將此次外放蘇州看得很重，認為這是皇上給了他和趙鼎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蘇鬆二府相互毗鄰，民情習俗相近，蘇州還要更為富庶一些，眼下又都遭了災，如何能在賑災安民的同時，順利推行皇上苦心孤詣謀劃多年的改稻為桑之國策，就要考驗兩位新任知府的治國理政才能了。因此，盡管在赴任的路上，齊漢生對於“以改兼賑，兩難自解”的方略已大致考慮停當，可他絲毫沒有向同行的趙鼎透露半點口風。其後，當他將方略擬文呈報應天府之前，他也沒有去信征詢趙鼎的意見。
由己推人，趙鼎是否因此銜冤生恨，雖說建議他勘察河道以求得君父寬恕，卻不願意看到他克成改稻為桑之大功，便不肯把“開衙放告”這一絕地反擊的良策傳授給他？
想到這裏，齊漢生心中苦笑一聲：功名心人皆有之，無論是自己，還是崇君兄那個名滿天下的狀元郎，都未能免俗啊……
不過，聖駕不日即將駕幸蘇州，可謂生死一線，刻不容緩，齊漢生顧不得再想這些無謂亦無益之事，對許三說：“你快去將二老爺他們幾位請到府裏來。”
許三囁嚅著說：“老爺，這都什麼時辰了，幾位老爺興許都睡下了。不如明兒一早……”
許三話還沒有說完，齊漢生就把臉沉了下來：“什麼明日！立刻去！”
正所謂官大一級壓死人，蘇州府同知、通判、推官等人確實都已睡下了，但聽到府台大人深夜傳喚，以為出了什麼大事，也不敢怠慢，趕緊換上官服趕到府衙領訓。
聽齊漢生說了自己打算於次日開衙放告以後，同知高漢寧頗為疑惑地說：“府尊，國朝各級衙門多年的規矩，除了謀逆、人命等官司不拘放告之日外，其他官司一律初二、十六兩日放告。眼下十幾萬災民嗷嗷待哺，府裏和下麵幾個縣上上下下都在忙著賑災，還要安撫災民趕插秧苗，還得防備著鬧瘟疫。這開衙放告一事是不是緩上一緩？”
齊漢生不容置疑地擺了擺手，說：“賑災安民是為了治民安樂；開衙放告亦是為了治民安樂，兩者完全可以並行不悖嘛。這件事就這麼定了，明日一早就在四門張貼告示，讓有冤的百姓都來訴訟，有狀紙的即刻登簿，依序受理；口告的由府裏的書吏代寫訟詞，也登簿依序受理。”
蘇州府的幾位職官心中更為疑惑：各級地方官員撫牧一方，坐堂審案便是他們份內差事，不過是嫌麻煩，更不願意助長治下刁民惡訟之風，才定下了每月初二、十六兩日放告，久而久之，就成了各級衙門約定俗成的規矩。府台大人不怕麻煩，願意什麼時候開衙放告隨他的便。不過，就為了這件屁大點的事情，深夜把大家都召集過來議事，也未免有些小題大做了吧……
齊漢生接著說道：“無論百姓告的是誰，都不許推諉，更不得將百姓拒之門外。有什麼過錯，我一人擔著，不連累大家便是。”
這話不說還好，一聽他說這話，蘇州府的幾位職官心中同時“咯噔”一聲：難道說，那些鄉宦士紳鬧得實在太不像話，惹惱了這位探花府台大人，要借著百姓詞訟來收拾他們了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