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朱厚熜說：“正因為你們既有清流的節操，又有循吏的才幹，是國朝難得的能臣良吏，朕才要把抑製官僚地主階層土地兼並之勢的重任交給你們！這可是一件棘手的差事，有些話，朕還是要跟你們說在前麵的。”
“朕在嘉靖二十二年推行新政之初就曾說過，民為邦本，百姓賴以為生的是田地，國家賴以征收賦稅的是百姓有田可耕，不然百姓就會淪為流民，不但無法向國家繳納賦稅，還會成為天下致亂之源。是以無田則失民，失民則亡國。這是萬世不移之至理，千百年來，多少朝代興衰存亡，無不由此而始。朕當初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廢除祖宗成法，大力推行一條鞭法、官紳一體納糧、子粒田征稅等各項新政，就是為了保護貧苦百姓，緩解豪強兼並之勢。尤其是一條鞭法， 從嘉靖九年內閣大學士桂萼提出之後，便在不少地方試點。到了嘉靖二十二年又在全國推行。施行這些年來，讚同者稱為善政，不遺餘力地推行；反對者稱之為‘農蠹’，認為工匠及富商大賈，皆以無田而免役，而農夫獨受其害；雖解了國計之憂，反添了民生之難。這些話若不做誅心之論，倒是有幾分道理……”
和方才皇上論及清流、循吏一樣，聽到皇上說到新政之爭，趙鼎和齊漢生堪稱始作俑者，便又以為皇上是在譏諷他們，又想要請罪自責，卻沒想到皇上竟然認可這些言論，而且話說的如此坦率，不禁都愣住了。
“以往百姓繳納田賦，都是穀麥實物。按田畝所攤派的徭役，也必須由百姓親自出人完差。每到繳賦之日，糧船糧車充塞於道途，各地官倉滿溢為患。由鄉及縣，由縣及府，由府再解送各處倉場，其間不知要耗費多少運力差役，又不知因沿途損耗、層層盤剝，百姓平白增加多少負擔！如今實行一條鞭法，將一州一縣的所有田賦、徭役和各種雜差貢納統統並成一條，折成銀兩，計畝征收，簡化了征收項目和手續。役銀也由舊製戶、丁征收改為丁畝分擔，無田或少田的百姓就可以少繳納賦稅。除了當年海瑞和張太嶽發現的銀賤銅貴的弊端之外，既便於百姓，又利於國家。為何還要被人稱為‘農蠹’呢？這其中的問題在哪裏？”
“一句話，大量的田地都被那些豪強巨室之家詭寄、隱匿了。若不徹底丈量土地清查田畝，一條鞭法的確存在那些反對者指出的增加小戶農家負擔的問題！即便推行官紳一體納糧之法，他們的田地仍偷逃了一半的國稅，鑽朝廷的空子，鯨吞蠶食國家財富，還要繼續盤剝百姓！”
朱厚熜接著說到：“江南既是國朝賦稅重地，又要借著推行改稻為桑之國策之際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帶動國家經濟發展。抑製豪強兼並之勢，已是刻不容緩！但是，江南素為國朝斯文元氣之地；加之國家給予兩浙一帶士子的優免待遇遠比其他地區優厚，士人百姓都把讀書中舉看得很重，甚至當成唯一的出路，有‘吳地苦讀書，皆騎虎之勢，不讀書登第，不足以保妻子’之說，科場競爭十分激烈，而那些鄉宦士紳之家的子弟在這場競爭中，又占有遠非寒門學子所能期冀的優勢，他們在學校為同窗，在科場為同年，一旦中式為官則為同僚，又可以和那些官場前輩結成門生座主的關係。即便科場不第，還可以憑借父輩恩蔭躋身官場、位列朝班。這些人朋比為黨，相互依傍，相互援引提攜，還以門戶相當，廣結姻親，上有朝臣大僚做靠山後台，在地方上可以勾結大小官員狼狽為奸；在下麵有宗族勢力為後盾強援，既能網絡刁奴惡仆為爪牙，替他們行凶作惡；還能收買文人士子為他們歌功頌德，製造輿論，關係盤根錯節，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江南官僚地主階層的勢力是何其之大，稱之為堅不可摧的磐石江山也不為過。這些人既是壓在百姓頭上的太歲，也已日漸成為我大明發展經濟、富國強兵的一大障礙。”
“朕也知道，優免製度是國朝崇文重教的祖製，不能一概廢弛。當日在鬆江，朕接受了崇君和肅卿兩人的勸諫，為安定人心，也不驟興大獄，把那些霸占民產的鄉宦士紳一體鎖拿問罪；而是以兩月為期限，勒令他們退田給百姓。不過，這也隻是一時權宜之計，隻能治標，不能治本而已。要從根本上抑製豪強兼並，為江南百姓興利除弊，還得靠你們這些撫民之官明申朝廷律令法紀，全麵丈量土地清查田畝，重點清查那些鄉宦士紳之家，把他們名下投獻詭寄的田產都挖出來，日後就能把他們逃匿侵吞的皇糧國稅如數征繳入國庫了。這樣雙管齊下，才能標本兼治。蘇鬆兩府甫遭水患，臨江臨湖地區地界漫滅，就借這個機會重新丈量田畝、核定地界，既是為了安撫災民，組織百姓生產自救；也作為清丈工作的試點，摸索出行之有效的法子，即在江南諸省乃至全國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