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大明天子駕幸南都，還要追溯到三十年前，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禦駕親征謀逆造反的寧王朱宸濠，曾在這裏駐蹕長達一年之久，最後駕崩，也是因為在回京的途中失足落水染病的緣故。因此，對於本次接駕，派駐南京的官員們顯得十分激動且緊張，上至被派駐江南總領諸省政務的內閣資政夏言，下到各衙署的吏目差役，從五月份接到朝廷邸報，得知聖駕即將駕幸南都的那天起，一直到眼下七月份，在這兩個月的時間裏，都是忙得腳不沾地，幾乎沒有睡過一個囫圇覺。這固然是因為恭迎聖駕，是他們這些食君之祿的臣子份內的責任和難得的榮幸；另一方麵，也是因為如今南都的官員實在是太少太少了。
由於被定為留都，南京這邊一直保留著除內閣之外的一整套的政府班底。不過，北京政府管的是實事，而南京這邊，除了兵部守備、總督江南糧儲的戶部右侍郎、掌管後湖黃冊的戶科給事中這樣為數不多的幾個要職之外，大部分的官位都形同虛設。由於實際的政治權力都在北京政府手中，南京的政府官員，大都是仕途失意之人，或是為了照顧級別，北京那邊卻沒有空位，不得已到南京來當一個“養鳥尚書”、“蒔花禦史”。盡管兩府級別一樣，但是，同樣品秩的官員，由北京調往南京就是一種貶謫，由南京調往北京則被視為可喜可賀的升遷。因此，從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而始，一百多年來，總有一大批受到排擠或沒有靠山的官員聚集在南京，盡情享受留都官員遠離政治風暴的那一份閑情逸致。
享受閑情逸致，出門有禪客書童，進屋有佳肴美妾，對月彈琴，掃雪烹茶，名士鬥韻，佳人佐酒，應該說不失為人世間第一等的樂事。但是，既入官場，除了白發催人晉升無望，或疾病纏身心誌頹唐，一般的人，又有誰不想步步升遷、高歌猛進呢？公務之暇，照樣可以由著性子，想怎麼玩就怎麼玩；而且，當官若是沒有撈到一個肥缺或掌握莫大權力，以那麼微薄的一點俸祿，又哪有本錢玩得痛快？就為著這一層，南京政府裏頭的官員，大都削尖腦袋，使出渾身解數，鑽門路撞木鍾巴結北京政府那些有權有勢的當道大僚，以圖在省察考核之時，有人能幫著說幾句好話。常言道人在朝中好做官，椅子背後有人，就不愁沒有時來運轉，轉調北京升官得肥缺的機會。
不過，嘉靖二十三年的那場江南叛亂，堪稱國朝定鼎以來最大的一場浩劫，首當其衝的，便是南京政府的官員們--那些不肯附逆倡亂的官員，固然逃不脫被殺害的禍事；即便是那些參與叛亂，有意要渾水摸魚，撈取政治利益的野心家，大都也在“楚”“漢”之爭、“益”“遼”之爭等等接二連三的內訌中慘遭亂兵屠戮，真可謂是天街塌盡公卿骨，金陵自此王氣盡散。即便是那些僥幸活下來的官員，也在一年之後王師平定江南叛亂、克複南都之後，被檻送京師，依律論罪。唯一值得慶幸的是，被他們視為貪婪成性、荒淫無道的暴戾之君的大明王朝最高統治者、嘉靖帝朱厚熜竟然全部推翻了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堂會審定下的諸如誅三族、顯戮、棄市等大辟之刑，將他們與那些造逆的藩王宗親一道流放海外藩屬之國，雖則去國萬裏，總算是苟全了性命……
在這之後，不知道是因為江南叛亂造成官員大為匱乏的緣故，還是因為眾多南京政府官員附逆倡亂，令當今聖上嘉靖帝朱厚熜萬分惱火，除了重建南直隸錦衣衛、派出大批官員充補南京都察院禦史、六科廊給事中，從明暗兩條線加強對江南諸省的監控和督查之外，對南京政府其他各大衙門官員缺任的現狀竟然不聞不問，吏部循例提出的增補方案也被一概棄而不用，以至於當內閣資政夏言奉旨南下總理江南政務之時，手下竟沒有幾個協助辦事的官員。好在夏言當國柄政多年，精通政務且極富變通之術，奏請朝廷將原來開府建衙在蘇州的應天巡撫署、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一幹衙門搬到了南京，總算是搭起了南京政府的臨時應急班子。
因為南京有另外一套中央政府，作為兩京之一的應天府，巡撫衙門一直設在蘇州。這樣的安排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一個封疆大吏怎麼也要有自己的一塊地盤，正三品的巡撫大人如果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裏，出門卻會碰到正二品六部尚書、都察院都禦史等眾多品秩比自己還高的官員需要避轎退讓，履行日常政務還要受到六部九卿等諸多名義上的上司衙門的掣肘，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官威就要大打折扣。如今搬到南京，也算是名正言順。無論是嘉靖帝朱厚熜，還是北京政府的官員們對此都毫無異議。這是閑話，略表即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