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朱厚熜方才的描述過於可怕，在場的三位天子近臣至今仍驚恐難安，但壓在他們心頭那濃厚的憂思和巨大的恐懼，卻在不知不覺之中被皇上這幾句意氣風發的話語衝淡了，原本略微有些佝僂地縮在座椅上的身子也悄悄地直了起來。
朱厚熜敏銳地發現了他們的變化，暗自在心裏點點頭，繼續說道：“正如朕方才所言，我大明進入中平守成之期，種種痼弊，已是積重難返。若就其中一枝一節而改革，徒然虛費時日而難見效用。正所謂重症用猛藥，不若以天雄、大黃等猛藥，治其根本。根本一清，枝節便不難根治。所謂根本，朝廷與省府州縣各級地方官府並無分別，其中最緊要的，無非就是治政、安民兩件大事。治政其實就是治官，我大明官場最大的痼弊所在，便是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朝廷製定頒布的諸多法令，往往難以落到實處，等於一紙空文。要革除此弊，惟有刷新吏治、整飭政風、嚴肅綱紀、信賞罰明，方能使朝廷的各項政令大行於天下。朕自嘉靖二十二年推行新政之初，便設立考成法，對六部九卿各大衙門和各地官府的各項政務登記入冊，實行月查歲考，稽查考核執行情況，用意就在確保朝廷政令暢通，各級官吏凜然奉行，雖萬裏之外而不敢違。”
“至於安民，正所謂民為邦本，民不思亂，禍源自消，國家可定。曆朝曆代政權更迭，大多都是因為苛政虐民，百姓被逼得活不下去，才起來造反。這些年裏，朕施行了那麼多的新政，歸根結底都是為了與民休養生息、致民富足安樂。民分四等，士農工商。有道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士排在頭等，國朝尊禮重教，對士人儒生有諸多優撫恩恤政策；至於農夫，我大明以農耕立國，士人信奉‘耕讀傳家’的古訓，兩京一十三省各級地方官員大都出身科甲正途，一點天良未泯，隻要朝廷不逼迫他們加征賦稅，他們也都懂得體恤治下農夫，四時督促農桑不遺餘力。惟是工商兩類民眾，雖也是我天朝子民，卻倍受歧視，概因曆來為政者皆以農文本，而視工商為末業，施加諸多限製。豈不知世上若無工匠，一應百姓日用之物從何而來？世上若無商賈，一應貨物又何以轉運流通？也就是說，農耕是立國之本，工商又何嚐不是立國之本、民生所係？朝廷又豈能不愛惜之、振拔之？這些年裏，朝廷和朕花了那麼大的氣力來推行工商亦本的國策和諸多重商恤商的法令，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每年朝廷新增幾百萬的榷稅商稅便是明證。可惜的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變官紳階層幾千年來‘重農抑商’的固有觀念，何其之難！時至今日，有不少地方官府衙門仍將工商業者視為賤籍，橫加禁製，對鋪戶行商敲骨吸髓，錙銖不遺，盡幹出那些殺雞取卵的短視行為。他們怎麼就不想想，把市麵上的鋪戶都逼得破了產，把行商都逼得從此不再出外貨殖、流通有無，非但國家再也收不到那麼多的榷稅商稅，你治下子民吃穿用度該如何解決？我大明每年產出的那麼多的絲綢、瓷器、茶葉，還有棕麻桐漆又都賣給誰去？”
皇上把話說的這麼透徹，令高拱萬分羞愧--他當初為劉清渠說情，固然是出於他向皇上陳述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又何嚐不是因為劉清渠與他恩師夏言私交甚篤，亦是夏黨的一大要員？可是，皇上這一番高屋建瓴的剖析，使他明白，皇上要懲處劉清渠，並非是一時氣憤的率性之舉；而是殫精竭慮為家國社稷謀萬世治安。意境之高遠、胸襟之開闊，遠勝過他這個一直以國士自詡，矢誌佐君治政、修齊治平之人……
想到這裏，高拱羞愧難當地離座跪了下來：“罪臣愚鈍，不知聖心之深遠，懇請皇上治臣妄言亂政之罪。”
朱厚熜當然知道高拱在自責什麼，扶起了他，笑道：“肅卿不必如此。其實，朕說這麼多，可不隻是就今日之事而論。仔細想想，朕要將劉清渠打入詔獄確實有些不妥，一來你方才說的不錯，劉清渠身為一省之巡撫，大抵隻是把差事委派下去，具體怎麼辦，他才不會去管。抓了他，抓不抓他下麵巡撫署，還有應天府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衙門承辦此事的職官司員？如今之情勢，西洋是否有變，至今還不得而知；即便沒有，江南還要推行改稻為桑之國策，應天府更多了全力賑災撫民之重任，眼下且不能亂，驟興大獄固然不可，走馬換將隻怕也會耽誤政務；二來國家有法律、朝廷有製度，即便是懲處一名升鬥小民，也須經三推六問，依律定罪論處。朕也一直說要嚴肅綱紀、信賞明罰，罷黜一位封疆大吏這麼大的事情，應交由內閣酌處，又豈能由朕一言立決？已之不正，焉能正人？還有其三，朕今日可是微服出宮，自然不能公諸於眾。那麼，朝野內外都隻知道是你高拱、張居正二人出外閑逛，險些吃了牙行不法之徒的打，若是朝廷因此罷黜劉清渠，世人還道是你二人在朕的麵前巧舌搬弄，構陷大臣。我大明朝的禦史言官、清流士子漫無邊際胡亂聯想的本事，朕可是領教過多次的，這麼說大概也不是朕杞人憂天吧？朕與你們名為君臣，情同友朋，又豈能把你們置於天下人的嘵嘵眾口之下？所以，那件事情現在就不提了，等嚴閣老、夏閣老他們來了再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