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才皇上提及浙東會館之事，有高拱從旁插話相助，將自己從尷尬境地之中解脫出來，張居正心裏十分感激，見此刻皇上語含譏諷之意而高拱無言以對，便投桃報李，說道：“回皇上，地方官員治政撫民，征稅派役，勢必多有勞擾治下百姓之處。而百姓之中良善者自然奉行國法，並無怨言，卻也有不少刁頑貪鄙之人心懷忿恨，時常尋隙滋事，以圖抵賴賦稅，逃脫徭役。微臣嚐聞昔年周如鬥巡按蘇鬆，信豪紳之妄言，博流俗之請譽，將應征錢糧概請停免。蘇鬆士民百姓悅之，稱其為‘周公’，為其建造生祠，並上萬民書奏請朝廷將其留任。朝廷亦因其政聲卓著，數年之後，便超擢為蘇鬆巡撫。及為巡撫，錢糧征發之重任在肩，不複能行其寬貸之政，將此前停免賦稅徭役，複行征派。於是士民怨之恨之，毀其生祠，刊布謗書，往昔極言稱頌其寬仁愛民者，轉而攻訐其苛政虐民。其實並非周中丞品行改易、政風大變，概因撫、按職有所司，不得不為之。然刁民之欲壑難填，自然由喜轉怨，甚或視若仇讎。”
高拱也回過神來，接口說道：“微臣也曾聽聞海瑞任昆山知縣之時，升衙斷案，全憑意氣用事，民間官司到他的手上，不問是非曲直青紅皂白，總是有錢人敗訴吃虧。催交賦稅也是一樣，窮門小戶交不起一律免除，其欠額卻都分攤到豪紳富戶和商賈鋪戶頭上。昆山縉紳之家怨聲載道，紛紛舉家遷徙他鄉，商號鋪戶也紛紛關門歇業。蘇州頭等膏腴之地的昆山，在他的手上隻一年時間，竟然百業凋敝，生氣難蘇，比之其他州縣，經濟蕭條自不待言，朝廷能收到的賦稅也少了許多。偏生治下貧苦百姓、寒門士子對他視若父母、敬若天人。皇上調他回京應試製科，跪哭挽留者不下千人之多，相攜遠送者絡繹於道，還贈以萬民傘。其後太嶽接任，秉公執法，明斷是非，各項賦稅徭役該征的征，該奏請豁免的奏請豁免，大力督促農桑、扶持工商，不到兩年時間，昆山百業複蘇，生機勃勃；百姓安居樂業，豐衣足食。可他離任之時卻沒有海瑞那般風光。有人攻訐他與周如鬥一樣，都是慷國家之慨，博愛民之聲；甚或攻訐他為百姓爭得一點蠅頭小利，卻置綱常大義、朝廷律法於不顧。依微臣之愚見，這樣的風評固然有些過頭，倒也並非全無道理。”
若是換做別人，比如說嚴世蕃這麼攻訐海瑞，朱厚熜根本理都不理，但高拱素有清廉之名，與海瑞又有袍澤之誼，還知道自己一直對海瑞十分器重，連他都這麼說，足見官場中人固有成見之深。此外，高拱和張居正雖未曾明確表示出對自己關於登聞鼓看法的反對，舉出的這兩個例子卻都還是站在維護官員利益的立場上，並且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口吻，將責任都推給了百姓。由此可見，即便是曆史上有名的能臣賢相，又經過自己這麼多年的言傳身教，他們這些封建官僚還是不能真正做到以民為本……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即便是在他原來的那個時空，那些身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受黨和人民教育多年的官員，有許多人嘴上說自己是“人民公仆”，卻也跟封建官僚一樣，時時處處擺出一副父母官的架勢。別的不說，類似於登聞鼓製度的信訪製度，究竟能落實到什麼程度，大概隻有天知道了，經常聽說遇到重大節慶之時，各地都要派出政法委書記或公安局長常駐北京，專門負責將本地上訪群眾截留，還美其名曰“不給上級機關添麻煩”。看來，不願意甚至不敢讓民眾監督，也並非是封建社會所獨有的現象……
朱厚熜心中百轉千回了許久，這才歎道：“你們說這些，無非是想告訴朕，你們這些做官之人也不容易，上有朕這個皇上要伺候，下有百姓要安撫，夾在兩難之間，動輒得咎。朕身為百官萬民之君父，不但要嗬護我大明兩京一十三省的百姓，還要嗬護你們這些做官之人。這些話也並不是毫無道理，刁民誣告官員的事情也並不是決然不會發生。可是，你們有沒有想過，對於那些窮門小戶的平頭百姓來說，你們這些做官之人便代表著朝廷，口中含著憲命，手中握有大權，對百姓可謂是生殺予奪。老百姓不是有句話，說什麼‘破家知縣’、‘滅門令尹’嗎？不遇有民變暴亂，又有哪個百姓敢動你們這些做官之人的一根毫毛、一草一木？所以，在朕看來，相對於你們來說，百姓才真是可憐，算是不折不扣的弱勢群體。朕身為君父，當然要多嗬護他們一點。一個國家，就像一個大家庭一般，朕就是這個家中的家長，你們這些做官的人和那些平頭百姓都是朕的子女，雖說應該一視同仁，但老人對於那些生活艱難、衣食不濟的子女，總是要多一點憐憫之心，偶爾接濟他們一點，甚或從你們這些生活寬裕的子女那裏要點東西暗中貼補給他們，也是人之常情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