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九章 淋尖踢斛
君臣一行人沿著來路，從南城經過通惠橋，來到了諸暨縣衙所在地--新安江北岸的老縣城。
由於是縣衙、縣學等公署所在地，同作為商業區的南城相比，北岸的老縣城行人要少很多，也就清靜許多，在寬闊的大街上說話，不用擔心被人聽見。此外，比之先前入城之時，如今身邊多了一位諸暨知縣孫嘉新，朱厚熜等若是遇到了一位先生一般，一路上忙個不停地問東問西--說起來也著實好笑，回到明朝七八年了，跟他打交道最多的人，不是司禮監大太監，就是內閣學士、六部尚書，聽到的、議論的，都是軍國大政，於地方政務民情，卻是一概懵懂。這倒也符合他至尊無上、胸懷九州萬方的帝王身份。可是，要想治國安民，少得了兩京一十三省各級地方官府衙門嗎？地方實情，能從各級地方官府衙門的奏疏中了解到嗎？今次駕幸南都、拜謁祖陵，他之所以執意要撇開龍舟船隊、幾千裏鞍馬勞頓地微服南下，還指示隨行的高拱、張居正兩人每日入住館驛，都要接受當地府尹縣令的拜訪，就是為了補上這一課。不過，那樣的官場交際應酬畢竟隻是蜻蜓點水、浮光掠影，那些地方官員也不會跟“高大人”、“張大人”這兩位天子近臣、過境欽差說實話。遇到孫嘉新這樣心直口快的官場硬漢，他當然要仔細詢問、虛心請教了。
孫嘉新先前還有些拘謹，漸漸也就放開了，向他說了許多地方官府衙門盤剝治下升鬥小民的鬼把戲，直把朱厚熜聽得瞠目結舌，簡直有一種“歎為觀止”之感。
比如收繳賦稅、催派勞役，這是各級地方官府衙門的最為重要的一項政務。前些年征收實物，其中的鬼門道就實在是太多了--攤派不攤派、攤派多少、何時征繳、成色如何……各個環節都可以狠狠地敲詐治下平民百姓。尤其是那些不幸生在有地方特產的州縣的百姓，若是更不幸地被地方官府確定為向朝廷敬獻貢物的“貢戶”，再遇到貪得無厭又心狠手辣的父母官，往往被逼得傾家蕩產、賣兒鬻女，甚至每年被逼得棄田逃亡、投河上吊的人都不在少數。近些年來朝廷實行一條鞭法，把各項雜賦勞役折銀計征；並且實行了政府采購，宮中及朝廷一應用度，隻要能從市麵上買到的，也都不再向各省府州縣征收，一是體恤民生之苦，二來也是為了以此促進商貿流通。兩項新政極大地減輕了百姓的負擔。但是，免征各地絕大多數的貢物，並不能堵絕地方官吏盤剝百姓之門，他們就把主意打到了征收田賦和從百姓手中收購餘糧之上。
推行一條鞭法，使得在中國實行了兩三千年的實物賦稅正式退出了曆史舞台。但是，糧還是要收的--一來全國有數萬官員、數十萬屬吏都要吃飯，官員的本色俸、屬吏的祿米都要朝廷支出；二來朝廷將大明軍製由衛所屯田製悄然改易為募兵製之後，全國近兩百萬常備軍的軍糧，除了將軍屯轉為退伍兵士的農場提供，並用開中法補充一部分之外，還需要國家再解決一部分；三來京師等各大城市的民糧，也需要朝廷掌握一部分用以保證供應、平抑物價。此外，俗話說得好“手裏有糧，心中不慌”，從朝廷到各地官府衙門都建有官倉，也要存糧用以應急備荒或賑災撫民。因此，各地官府衙門仍需要向承種官田的百姓征收田賦，或按照各自擁有的田畝數量，從自耕農手中強製性地購買一定數額的餘糧，這就給了貪官汙吏盤剝百姓的大好機會。
田賦是為皇糧，征收田賦或收購餘糧都有嚴格的規製章程，連所用的斛鬥量具和秤，都是戶部定製的“官器”。究其根源，是因為度量衡關係到國民經濟的方方麵麵，自秦朝滅六國、成一統，統一了天下度量衡之後，曆朝曆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這個問題。明朝尤其建立了一整套完備而嚴格的度量衡管理製度，度量衡器均由官府製造，以保證量值統一，凡私造斛鬥秤度者“依律問罪”，知而不揭發者“事發一體究問”。據明《會典》記載：“洪武元年令鑄造鐵斛鬥升，付戶部收糧，用以校勘，仍降其式於天下，令兵馬司並管市司，三日一次較勘街市斛鬥秤尺，並依時估定其物價。”次年，又令司農司依照中書省原降鐵鬥鐵升標準器進行較定後，依樣製造並發下屬府、州、縣倉庫收支行用，商行店鋪使用的度量衡器，必須赴官府印烙，鄉鎮百姓使用的斛鬥秤尺，也要與官方頒發的相同才許使用。此後，由於各地使用的器具又開始出現不統一的情況，明朝分別於宣德七年（1432年）、正統元年（1436年）、成化五年（1469年），又多次重申按照洪武年間的標準量器式樣重新鑄造，以備校勘，官民通行，並且仍將各式標準器具懸掛街市，以便比較。並下令布政司各府州縣，凡每歲收糧五十萬石，收布絹十萬疋以上者，工部各發給鐵斛一張，銅尺、木尺各一把。景泰二年（1451年）、正德元年（1506年）、嘉靖八年（1529年）皆令工部製造戥秤、天平和砝碼，分給各司監收內府銀科道官及內外各衙門，以作征收銀兩和支付官吏俸祿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