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嚴嵩的話，嚴世蕃想了很久，越想越覺得父親到底老謀深算--公開上疏，通政使司便要記檔、立此存照，或許還要摘要刊載於邸報之上。這無疑是公開向夏言一黨宣戰，勢必引起夏黨的瘋狂反擊。且不說這麼做風險太大，一邊是權傾朝野的前任首輔、內閣資政，一邊是當國柄政的現任首輔，皇上的屁股究竟會坐到哪一邊還很難說，自己的豪賭並無必勝的把握；最要緊的是，自己要參劾的高拱其人卻不單單是夏言的得意門生，更是皇上的心腹愛臣！
嘉靖二十一年，皇上親下諭旨，將高拱從翰林院編修任上拔擢到身邊，出任新設的禦前秘書一職，使之成為了天子近臣，時時參與機樞要務、軍國大政。嘉靖二十二年，又是皇上親下諭旨，讓高拱升兼了複設的京師營團軍監軍之要職。嘉靖二十三年，韃靼兵困京師，皇上禦駕親征，聖駕便駐蹕高拱所掌的營團軍大營；京城發生薛陳謀逆，皇上回城平定叛亂，帶的又是營團軍，且讓高拱升兼了五城兵馬司巡城禦史。在社稷危傾、京師動蕩、朝野內外人心惶惶之際，皇上始終不渝地信任營團軍，並將拱衛京師、護衛聖駕的重任屢次交付給了高拱，對他的信任和倚重可見一斑。
若是這前三年，高拱的步步升遷或許還有時任內閣首輔的恩師夏言的舉薦之功的話；那麼，嘉靖二十三年之後，夏言因薛陳之亂而失愛於君父，被皇上責令回府“養病”，高拱那令朝野側目的官運卻沒有受到絲毫影響：嘉靖二十四年，皇上廢弛海禁、許開海市，高拱受命南下泉州，全權主持此事。嘉靖二十六年，由新科進士楊繼盛一副《流民圖》引發內廷和外朝的爭鬥，奉調回京述職的高拱夥同海瑞具名上疏，建議皇上撤裁東廠、從司禮監手中收回自英宗正統先帝而始便竊據的代皇帝批紅的大權並抬高閣權。如此悍然改易祖宗成法的奏議，皇上不但全盤接受，還第一個點他高拱進入新設的禦前辦公廳任職，使他得以重回朝政中樞，還兼上了吏部文選司郎中之要職，手握銓選文官之大權，在朝中權勢、地位越發舉足輕重。這且不說，他的恩師夏言得以再度出山，出任新設的與內閣首輔比肩的內閣資政一職，興許就有他暗中建言之功。
在那之後，由於嚴世蕃也同在禦前辦公廳任職，親眼目睹皇上時時以軍國大政谘詢高拱，對高拱的聖眷之濃，就越發地清楚了--他自覺才具不在高拱之下，也能忠心謀國；可是，每每他和高拱為著朝政發生爭執，皇上貌似不偏不倚，最後采納的卻大多是高拱的奏議。更不用說，今次聖駕巡幸南都，高拱先是兼任了興業銀行的董事長，手中握有八百萬兩銀子的資財；繼而又受命率軍南下討夷，擺明了是讓他建功立業，為他日後掌控權樞做好鋪墊……
可以說，高拱有今日之高位，完全是皇上一手拔擢、步步扶持。若是貿然公開上疏，參劾他辜恩徇私、貪贓枉法，收受徐海匪幫的巨額賄賂，豈不是說皇上有失識人之明？以皇上之雄猜多疑、剛愎自用，又怎能承認自己瞎了眼，用了這麼一位大奸似忠、貪財好貨的髒官？要知道，這無疑是給了皇上一記響亮的耳光，讓皇上在天下臣民百姓麵前顏麵盡失，這就是父親為何要說“你想要高拱的命，皇上還要自己的臉呢！”這句話的要義所在！
可是，即便是想明白了這個道理，正如嚴嵩所說的那樣，嚴世蕃早已迫不及待，又揣著高拱索賄受賄的“利器”，怎能不對高拱“殺心頓起”？甚至，也正因為嚴世蕃明白了皇上是何等的賞識高拱，他更把高拱視為日後與自己爭奪內閣首輔之位的最大敵手，必欲除之而後快，又怎能放過這個天賜良機？自古富貴險中求，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起而伐之。反正老爹還當著內閣首輔，隻要大樹不倒，自己未必就會一敗塗地，至少，不會因為偷雞不成而獲罪得咎，被罷官貶謫甚至丟了性命……
需要斟酌的，是父親當日告誡自己的“找到合適的時機”，不讓皇上在消息來源的時間問題上起疑--隨同聖駕駐蹕南京的通政使司右通政趙文華是嚴嵩的門生、義子，與嚴世蕃以兄弟相稱，兩京一十三省的奏疏、公文都要從他手邊過，“時機”對於嚴世蕃來說，倒不難找。
皇天不負有心人，又過了小半個月，那日午後，趙文華派人悄悄給嚴世蕃送來了一份奏疏抄件。嚴世蕃看過之後，意識到自己苦苦等待的“時機”已然來到，便興衝衝地進了宮。
到了宮門口，守門的內侍滿臉堆笑地招呼說：“嚴先生，可有些日子沒見你到宮裏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