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作為農民的石頭，他恢複了農民應該有的力氣。然而，康複了的石頭並沒有發覺，一個社會正在漸漸陷入了“洪災”中。吳麗俊愈發不安了，從有一天林霞被好端端捆綁帶走，又押來幾個貌似知識分子的人開始，甚至從石柱叔困惑不解的眼神中感覺到，外麵的氣候驟然發生了巨變，從事過革命的直覺告訴她，這巨變若鬧不好，連棗村這樣不起眼的，人間世外桃源般的農莊都會被裹挾進旋渦中去。村高音喇叭雖還是如一如既往，抑揚頓挫的大談開荒墾種，大談將掃盲運動進行到底，但村裏過了幾天就又一些人被押送來，而且這些一個個氣質非凡，不光是村裏大人，就是三歲的小孩子也一眼看出這些人是讀書人。
大隊院裏不隻吳麗俊一家了，看似比以前更加熱鬧多了，大隊所有空著的閑房都住滿了人，而且這群人從來不抬頭，也不敢抬頭，也從來不說一句話，也不敢說一句話，好像除了自己外，他們的一切與外界沒有關係。
又過了不久，鄉裏派來一位年輕的幹部，專門管理這群人，當然，這位幹部野心遠遠不隻如此，從他來到棗村的那一刻起，似乎石柱叔和一些村委幹部已經成了徹底的擺設了。什麼事都必須向那位幹部彙報。
這年輕的幹部帶著一副裝模作樣的眼鏡兒，渾身上下弄的極為幹淨，中山裝也很筆挺。沒有跟他接觸的人還以為這是位囊有經綸的高級知識分子呢，可誰也往往沒有想到，他幹淨的外表下，長著一顆醜陋無比的心，尤其一說話露出兩顆可惡的獠牙，就已經原形畢露了。他常常對那群“知識分子”拳打腳踢。他的名字幾乎跟他的人格一樣的醜陋，叫“薛星”，石柱叔喊他薛幹部。
平日喜歡到吳麗俊家串門的人，因為害怕路過大隊院子碰見那假仁義的惡煞，都不敢去了。石頭也聽了嫂子頗為語重心長的叮囑，總到點按時回家，不敢在外太過耽誤。
當然，這位薛幹部才不願意沾上土味兒，他一直把自己擺在高級知識分子以及領導幹部的位置上。一般種地的事都放權交給了石柱叔，他平日一般不是端個印有毛主席萬歲的瓷杯子，訓斥那群人，就是頂個草帽，背著手在地頭胡亂指揮。從他連隻蜜蜂和蒼蠅都區別不出來，便可以充分證明他不是土地的“傑作”。
而那群文質彬彬的“知識分子”起初包攬了村裏的所有大糞，到上山開荒種樹時，大部分人被分到石頭種樹的一組裏。1965年春，石柱叔交給石頭和嫂子的任務是負責移苗種樹。當然，這群人私下都感到十分幸運，分到一個沒有一絲壓迫的小組裏，趁沒有人監視之際，還能與石頭和吳麗俊聊聊天。這對於他們是擁有鳥出籠般的自由感，對於石頭和嫂子是隱感自由鳥不再會自由了。
吳麗俊從這些人嘴裏獲得到了外麵的情況，那比她原先想象的糟糕程度更可怕，簡直即將來的是一場颶風。她心裏為遠離了陝西而感到慶幸，可那些幫助過她的人的安危，倒讓她寢食難安了，尤其對她最體貼的李茹大姐，每天都吳麗俊她腦子裏念叨著，甚至她深夜偷偷跑到大槐樹下為李茹大姐祈福，雖然她是一個無神論者，可在無奈的恐懼氣氛裏，她隻有依求一次將信將疑的神靈。
形勢愈發不樂觀，山溝裏畢竟還是遲鈍一些，普通老百姓還意識不到冷峻的颶風就要從天而降。還沒等過了清明，石頭和嫂子帶領著二十來號人就忙乎著移樹苗了。到了清明時，全村都給動員起來了，家家分到了樹苗，而且被指定了要栽到哪裏。
南角溝裏將近八千多株樹苗呢，全部要分栽到各山上，從早到晚，在村裏聽不到什麼人的聲音，倒是在山上，哪裏都是人，有的小隊甚至住在了山上搭鍋燒水做飯。吳麗俊所在的四隊就是這樣，幾乎是沒日沒夜的幹。不但要整地，還要挖坑，樹載下去非要澆水不可，還得從很遠很陡的河灘挑水，小孩子用碗大的小桶，勞力們用大桶。扁擔折了，就削木棍湊合。總之是拚了命也的栽好樹。人人累的連喘氣的時間都顧不上，可沒有一個喊累，連小孩子都起早貪黑。
唯獨人家薛幹部，上了幾次山視察，手裏連把鐵鍬都沒有沾過，更沒有栽下去一棵樹，卻累的病倒了，鄉裏還專門派了大夫來給輸了液，哎，金貴的命，還不如一隻羊羔子經得起折騰呢。後來人家病好後，索性就不上山了，但是卻苦了石柱叔，必須每天晚上必須到大隊向人家彙報情況，比如那群“知識分子”有沒有偷懶，各小隊樹栽了多少棵，預計第二天要栽多少棵，等等，都必須一五一十的向人家交代清楚。
不知怎麼回事，一天夜裏吳麗俊覺得腹痛難耐，而且嘴裏咳出了血，她趁石頭和彩雲不注意，趕緊擦拭幹淨。這一夜的疼痛讓她翻江倒海，為了不發出呻吟來，嘴唇都給撕咬破了，而且虛汗不止，感覺好像是有人拿石塊砸她的肚子一般，鼻子和嘴巴裏剛抹幹淨一會兒，又流出來了。怕沾到草席上，她艱難地幹脆起來，頭抵在膝蓋骨上，疼的她不停地搖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