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侯的失策
魏武侯的戰略眼光沒有父親那麼清晰，最大的表現莫過於戰略上的盲目。魏文侯所體現的是總攬全局指揮若定，而魏武侯能做到的僅僅是獨當一麵，遠不如父親運籌帷幄、決勝千裏的雄才大略。
在戰國初期，魏武侯犯下了不少戰略性錯誤，不僅僅是錯誤的放棄趙國的同盟可能性。
秦國：秦國是魏國的宿敵，在魏氏家族還在晉國的懷抱中孕育時，由於封地與秦國接壤，雙方就經常大打出手。最有名的當屬發生在前594年的輔氏之戰，當時的令狐文子魏顆打敗秦軍，生俘秦將杜回。此後秦魏兩家多次交手，一直延續到春秋後期。
魏文侯成為晉國執政時，魏氏如同吃了興奮劑，實力急劇膨脹，三晉屢次攻打秦國。特別是名將吳起上任後，秦國人吃盡了苦頭。
然而魏武侯即位後，對吳起逐漸冷淡，在田文、公叔痤等人的排擠下，吳起恐為所圖，另謀高就，投奔楚悼王，秦國人終於有了一些喘氣的機會。
秦國在秦惠公死後，幼子昌繼位，趙昌之母（史稱小主夫人）監國，與秦國貴族矛盾重重，國家動蕩不安。這讓魏武侯想起了投奔自己門下的秦國公子師隰（一名連）。師隰本是秦靈公太子。秦靈公死後，叔叔悼子乘公子連年幼，奪位自立，是為秦簡公。按說師隰本該是秦國名正言順的國主。魏武侯會見師隰，提出幫助他回國，坐上秦君的寶座。這樣魏國便在秦國樹立親魏實力，對魏武侯爭衡天下可以減輕不少壓力。然而睿智的師隰不會看不出魏武侯的用意，婉言拒絕了武侯的好意。師隰頗有大誌，絕不甘心作魏國人的傀儡，況秦、魏還是世仇。終於前385年，師隰潛入秦國，秦國貴族發動政變，廢秦出公，迎立師隰為君，是為秦獻公。
秦獻公即位後，沒有絲毫意願要報答魏國人的收容之恩，反而學習魏國人，將魏國的政治體製用於建設秦國。短短的幾年間，秦國擺脫了被魏國人窮追猛打的尷尬窘境，潛心質變。一股封建改革的熱潮正在關中大地散播。
秦獻公二年（公元前383年），獻公將都城從位於秦國西部的雍（今陝西鳳翔）遷到了秦國東部、地近河西地的櫟陽（今陝西西安閻良區之武屯鄉）。獻公遷都一方麵是向國人表明他要奪回西河之地重振秦國國威的決心，另一方麵是要擺脫奴隸主聚集的舊都雍的束縛。
秦獻公主要是靠奴隸主貴族奪得政權的。但在奪取政權後，又要靠地主和自耕農的支持來變法圖強，因而要平衡好他們之間的關係。
秦獻公對地主和自耕農兌現了自己的行政綱領，繼續推行初租禾，得到了地主和自耕農的支持。秦國在公元前四零八年開始實行初租禾。所謂初租禾就是按照土地占有者實際占有的土地麵積，征收農作物實物稅。這項製度的實施，就是在法律上承認了土地占有者對所占土地擁有所有權，使大批占有私墾田地的地主和自耕農成為土地的合法主人。秦國的初租禾在東部邊防地區推行得比較順利，在奴隸主聚集的以雍為中心的西部地區則受到了很大的抵製。秦獻公把都城遷到東部的櫟陽，就是要得到在那裏占優勢的地主集團的支持，而對西部的奴隸主貴族則沒有硬性改變他們的生產方式。為了穩定地主和奴隸主貴族兩大集團，秦獻公采用了一國兩製的折中辦法。
地主經濟需要雇傭大量的勞動力來從事農業生產。原來奴隸主貴族家的奴隸和與當權奴隸主貴族為敵的人，有很多都依附到這些地主的身邊，因為地主的剝削比奴隸主要輕得多，而且人身上也不受傷害，有行動的自由，甚至是可以擁有自己的財產。奴隸主在追尋逃跑的奴隸和罪犯時，常常會追到地主這裏，而地主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往往會包庇他私藏的奴隸和罪犯。由於奴隸的大量逃跑和留下來的奴隸工作積極性不高，奴隸主的田地大量荒蕪。時間一久，地主就以開墾荒地為由，對這些土地進行開墾占有，與奴隸主就這塊土地的所有權產生法律糾紛。出於對勞動力和土地的爭奪，地主與奴隸主的矛盾越來越大。但由於奴隸主貴族擔任國家職務，因而地主在與奴隸主的爭鬥中常處於下風。為此，地主經常采用極端的方式來與奴隸主對抗。
秦獻公在奪取政權後，從地主中選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擔任國家大臣，允許地主和自耕農從軍，使他們靠立功獲得爵位。這就給了地主和自耕農從政的出路，使他們能夠通過合法的途徑來滿足自己的政治需要。地主和自耕農此時已是一個重要的利益集團，是獻公奪取政權後富國強兵的重要支持者，是秦國重要的兵源和稅源。
秦國的初租禾是實行得比較晚的，國內的奴隸主勢力依然很強大。奴隸主貴族有減免稅、減免勞役、減免刑罰等特權，而且他們掌握著國家的朝政和軍隊，常常可以控製國君的做法。秦國以前發生過多起強臣弑君的悲劇，就是因為他們掌握軍隊和朝政。秦獻公知道奴隸主貴族是建立君主集權製度的障礙，是國家實力的分裂者。但由於秦國的貴族是獻公奪取政權的主要支持者，更主要的是他們的勢力依然強大，秦獻公采取了籠絡貴族勢力的辦法。為了穩定國內的貴族勢力，獻公娶了他們中最有勢力的一家的女兒為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