裏弄情結
自從成了上海人的女婿，裏弄與我結下了不解之緣。
我的婚禮是在裏弄裏舉行的，擺的四桌酒席也全都在石庫門裏麵，進門在兼做臥室的客廳擺一桌，在後麵小院子裏鄰居家擺一桌，樓上一桌，亭子間一桌。菜是愛人的阿舅半夜排隊買來的。我們的新房就在低著頭才能進去的閣樓上。
結婚時，最大的轟動是香港的阿姨、阿舅以及外公、外婆來了。外公見麵時給的是帶雙喜的紅包，在20世紀70年代初上海也沒有這個東西。愛人的阿姨那時已五十開外，但她打扮時髦，穿著得體，加上她的美麗，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小十歲。在那一律大老黑、大老藍的衣著年代，阿姨成了裏弄裏目光的焦點。阿姨是善良的，除給錢外，家裏每個人都送了禮物，因此愛人家大人、小孩總是圍著她轉。
嶽父家的裏弄叫培德坊，是一個“丁”字形的裏弄堂，從南麵進去靠右邊是2號、4號、6號，左邊也是3戶人家，還有一個街道辦事處。
石庫門裏的女人們早晨起來第一件事就是倒馬桶，一律的暗紅色木馬桶，倒過後，打一點地下水清洗，並用特製的刷子，三番五次刷幹淨拎回家。第二件事就是吃早飯，一律的泡飯。男人吃過就上班，孩子吃過上學。上班族大多中午在廠子裏就餐，下午五點鍾就回來，晚上照例要喝點老酒（黃酒）。
女人們還要買菜，菜買回來後拉個小竹靠椅坐在自家門口摘，邊摘還邊聊天。有時還串串門，但時間不長，三五分鍾或半個小時就回來，因為還要回家幹家務活。衣服洗好都是用長竹竿穿著，橫空架在兩牆之間，五顏六色的衣服像萬國旗一樣。
王安憶在她的名篇《長恨歌》中這樣寫道：“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膚之親似的。它有著觸手的涼和暖，是可感可知。”一條裏弄大體上相當於現在所稱的社區。它給鄰裏之間的人際交往提供了便利，不說一幢石庫門之間，甚至一條裏弄裏，人們都互相熟悉。這樣一來，一家有事，眾家幫忙，像結婚這樣的大事，裏弄裏的人都是要祝賀的。培德坊裏弄由於我這個外地人的臨時加人，頓時顯得活躍起來。年輕人喜歡到我這來抽“渡江煙”，阿姨叔叔喜歡跟我談談時事及市場，阿婆們則喜歡問長問短，但往往由於語言雙方聽不懂（因為這個裏弄裏居住的大多數是寧波籍的上海人），弄得張冠李戴。如果這時我愛人走過來給翻譯一下，雙方又會開懷大笑起來。但不管什麼局麵，我敢講，都是善良的、友好的。山東籍的“老板娘”以前是資本家的太太，現在開了個煙酒小店，由於她見多識廣和聽得懂我的安徽土話，我們交談得最多。她現在的丈夫比她小得多，不善談，總是坐在旁邊與我相互遞煙。我的女兒在滬出生後就放在培德坊由外婆撫養，於是我來上海更勤了。跟裏弄的阿婆們接觸更多了，她們在我跟前說：“喂養孩子不容易，你嶽母真好！”又在我嶽父嶽母跟前說：“你女婿除講話外，其餘跟上海人一樣”，“你女婿有富貴人相。”說得嶽父嶽母心裏樂滋滋的。
這幾年隨著嶽父的去世，女兒也來蚌埠了，我們去上海的時間也就少了，我已有三年多未到上海去了，但對培德坊裏弄的情愫一點也未減弱。那裏的人和事，那些熟悉的麵孔有時像過電影似的出現在我的眼前，從而加深了我對培德坊裏弄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