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政府的作用而言，回顧“傻子瓜子”事件是非常有意義的。設想當初若無小平同誌的過問，依照地方政府的意見，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為名，將民營企業家投入監獄，民營企業就無法生存。而沒有民營企業，進城的農民到哪裏去就業呢？那時的國有企業因效率低下，處於停滯和萎縮狀態，而且沒有計劃指標，不能擅自雇人。如果沒有那時的民企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今天的城鎮化率又會是多少呢？改革解放了資源和生產要素，資源與要素的自由流動導致城鎮化水平的提高。隨著企業與人口集中到城鎮地區，聚集效應越來越顯著，城鎮經濟的效率進一步提高，而產生聚集效應的，依然是那隻“看不見的手”。
城鎮的聚集效應
城鎮與農村的區別在於聚集程度。在人口密集的城鎮中，至少可以產生下列幾項效應：
一、規模經濟效應。企業的總成本中有一部分是固定不變的，例如廠房、設備、辦公樓等。企業的產量越大，分攤到單位產出上的固定成本就越低，產品的平均成本也就越低。鋼鐵、汽車等資本密集型行業都有很強的規模經濟效應。由於需要眾多的員工，大型企業不可能建在農村，隻能設在人口稠密的城鎮地區。城鎮因此具有規模經濟效益。
二、社會分工效應。早在兩百多年前，亞當·斯密就以現實中的縫針生產為例，說明專業化分工可以大幅度提高生產效率。如果將縫針的生產過程分解為下料、成型、磨尖、鑽孔、拋光等幾道工序，和一個工人從事所有的加工相比，每人隻負責一道工序，可增加產量數十倍。在長期的專業化工作中，技工積累了知識，不斷改進操作技巧，其效率遠遠超過樣樣都幹而無一精通的多麵手。不僅如此，將複雜的生產過程分解為簡單的工序有利於機器的應用。製造能夠完成所有工序的機器，不僅設計難度大，而且成本也會很高，但在單個操作工序上實現機械化就容易得多。如同企業內部的分工，社會上企業之間的分工也可帶來效率的提高。
不言而喻，企業內部分工以工人聚集在工廠為前提，而社會上的專業化分工則需要工廠在某一地區內的聚集。毫不奇怪，曆史上最早的一批工廠誕生在城市，城市的擴張又為更大規模企業的出現創造了條件。
三、節省交易成本。人口和企業的聚集縮短了企業和消費者之間、企業和企業之間的距離，降低了交通運輸成本。更為重要的是，信息彙集和傳遞的速度在城鎮地區大大加快，便利了社會的分工與協作，企業更容易發現協作廠家、客戶以及所需要的資源與生產要素。另一方麵，資本、土地和勞動力也更容易找到有效的用途，從而獲得更高的回報。
四、技術溢出效應。企業與人口的聚集有助於新技術、新生產方式和商業模式的模仿與擴散，經濟學中統稱為“廣義的技術溢出效應”。在中國東南沿海，可以看到相似產品和企業紮堆集中在某些區域，形成“打火機之鄉”、“皮具之鄉”、“電器之鄉”等各具特色的產業帶，就是溢出效應的具體體現。
五、啟發和激發創新。人多了聚在一起，為思想的碰撞創造了機會，在相互啟發和激發中產生新想法、新主意，產生創新的最初火花。創新的三要素為思想、研發和融資，分別對應高校、企業和投資基金。這三個創新的主體也聚集在城市。三者之間的密切交流與頻繁互動是創新成功的必要條件，城市因此成了創新的基地和創新企業的搖籃。
我們再次強調，實現聚集效應的主體是企業和城鄉居民，而不是政府官員。因為官員沒有積極性，也不可能掌握這麼詳盡的信息，他們不知道哪些企業具有規模效益，不知道企業之間應該怎樣分工和協作，不知道哪些企業需要什麼資源才能創新成功；他們也不知道農民進城後到哪裏工作才能安居樂業。這些效應是企業與個人在自身利益驅使下，由價格信號指導，經曆無數次試錯，通過市場上自願交易而實現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需求和技術的不斷變動，今天的資源最優組合和最佳聚集效應到明天就可能是低效甚至無效的了。企業和個人必須根據變化了的形勢，不斷地調整資源組合與博弈策略，這些實時並且往往是隨機的調整更不是官員所能預見和操作的。硬要規劃不可預見的未來，結果隻能是空話和廢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