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看守也被看守，也需要寫檢查。他們的檢查這樣寫道：“黨禁止打他們，我們卻打了。黨讓施加一種壓力，我們卻施加了另外一種。（我們會）不針對政治曆史進行審查，而是針對道德敗壞、針對女人。”第一句“黨禁止打他們”，顯然不符合事實，這是寫給黨看的。影片有談到他們在審查中遇到“困難”時，上級則指示要進一步施加壓力。但是看守們的確承認了存在許多極為惡劣的、虐殺性自選動作。比如針對女囚犯的做法有：將她們帶到遠離人群的房間裏去審問、趁機摸她們的身子或強奸她們、在審問中燒爛她們的屁股。這是男人不會遇到的。而這些人實際上是有可能采取另外一些相反方向上的行為，比如保護這些無辜的女性。對這些已經遭受屈辱迫害的人們，不去施加他本人的屈辱和迫害。留出良心的空間，也留下日後正義的空間。
有人談到一位有名有姓的女性：“Naynan非常漂亮，我喜歡她，也可憐她。但她是敵人，愛上敵人是禁止的。我心裏火一樣地燒，性欲折磨著我。我非常惱怒不能碰她，不能與她做愛。這讓我很生氣，我充滿了怨恨，於是就打敵人。”這個屬於非常惡劣了。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知道自己的真正動機在什麼地方，但是他換了一個出口來釋放，以革命的名義。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的原意應該是徹底鏟除這種“不健康”的現象，但是他最終收獲的，僅僅是人性中最為肮髒、低劣的東西。
“當你把人帶走的時候，你想到了什麼？”畫家追問。Houy答道：“這期間，每個在這裏工作的人，不管多大年紀，都得服從安卡的命令。”畫家凝重地說：“我不喜歡聽這個‘服從安卡’的說法。如果每個人都隻想著安卡，想著紀律，服從和執行命令，那麼就是我們世界的末日，公正的末日。不再有理想，不再有人類良知，不再有人類與動物的區別。”
畫家也談到了自己曾經有過的痛苦經曆。當他被上電椅，卻沒有什麼可說的，就隻有胡編亂造。這時候麵對的是一個強迫人說謊的法律係統。為了得到暫時的緩解，人們必須撒謊。然而這種欺騙的第一個對象，按照畫家的說法，所要過的第一關不是審查官，而是人們自己，即首先是欺騙自己。審訊官在得到了一些“故事”和“詞句”之後，就再也不把他們看作人，而將他們丟棄。在缺乏食物、醫療的情況下，這些人逐漸失掉了人的形狀。畫家悲哀地說，這連“殺人”都算不上。如果是“殺人”，所殺的也是一些人，而這些人已經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將“人”殺掉，其中還有“人”和“人性”的成分，知道自己的對象是誰，而如果僅僅是“滅絕”，那麼就喪失人性，或隻剩下人性的灰燼了。
三
很少有電影像這部影片令我無法呼吸，如此痛苦，而這篇文章拖的時間也特別長。這是一種無法承受的過去，無法承擔的沉重曆史。盡管在今天，當年的血腥野蠻殘忍已經大白於天下，但是它們仍然讓人感到十分晦澀，難以理解，是因為徹底無法接受。
令人痛苦的原因還在於，我們這一代人，目睹了整個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時期。雖然隔著老遠，但是諸如“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西哈努克親王”、“波爾布特”這些稱呼，令我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它們如同那些最初的語言一樣，進入我們的耳朵，構成我們當年非常有限的世界的一部分。1970年我跟隨父母下放到農村，毛澤東發表針對支持柬埔寨的“5·20”聲明，半夜裏我敲開貧下中農的門，將他們的孩子從被窩裏拎出來，把小夥伴們拉到一條新開的大河邊去遊行。
那天的風很大，天很黑，我們呼喊的口號全被大風刮走了。
將城市居民全部遷到農村，是為了消滅城鄉差別；更加極端的還有取消貨幣、取消商店、郵政和學校，禁止一切傳統信仰，實行集體食堂製，所有的人不得在家分灶起火。
殘酷清洗的對象不同時期重點不同：早期為朗諾政權舊人員、有產有業者、地主富農、一切專業人士（教師、醫生），被認為是“親越”“親美”“親西方”的人們，會說外語便是一種罪過，連戴眼鏡的也不放過。知識分子若不能徹底改造過來，那就從肉體上加以消滅。當暴行針對一部分無辜的人們，那麼勢必擴展到一切人。後來逐漸演變為任何對新政策不滿的人們，乃至自己黨內軍內的高級將士，那些勞苦功高的人們，一概被列為整肅對象，對他們殘酷的程度一點也不亞於其他人。
所有這些，是對於當年中國許多荒唐做法的滑稽模仿，並有過之而無不及。就像這部影片的開頭那個興修水利的鏡頭，人山人海，紅旗飄飄，歌聲陣陣，與我們當年所看的新聞紀錄片沒有什麼兩樣。哦，對於那些在逃亡途中死在稻田裏的人們，那些在高音喇叭的掩蓋下被木棒打昏後又被鐮刀割死的兄弟，那些被殘暴虐殺的姐妹，作為中國人，是要負起某些責任來的，至少要有一個負責的態度。麵對這些冤魂也是麵對我們自身。這就是我為什麼稱呼他們為“我稻田裏的兄弟”，他們的姐妹也是我的姐妹。
(崔衛平，北京電影學院教授，代表作品有《思想與鄉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