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災荒完全是人為的，如果當局願意的話，他們隨時都有能力對災荒進行控製。”這位傳教士當年從自己親身經曆中得出的結論，在半個多世紀後被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深入研究做了理論上的證明，這也是他在199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貧困與饑荒——論權利與剝奪》《以自由看待發展》兩書中指出，貧困不單純是一種供給不足，而更多是一種權利分配不均，即對人們權利的剝奪。由於格外注重“權利”，阿馬蒂亞·森強調自己的經濟學采用的是“權利”的分析方法，將貧困、饑荒問題與“權利”緊密相連，提出相當多的人的權利被剝奪才會導致大饑荒；從權利角度認識貧困、饑荒問題，把這看似單純的經濟學問題與社會、政治、價值觀念等因素綜合考慮，突破了傳統經濟學僅從“經濟”看問題的角度，使經濟學的視野更加開闊、分析更加深刻。他的核心概念是個人的權利集合（entitlement set），這種權利是“應得”的，是不可剝奪的天賦權利，其中重要的有所有權、交換權利、社會保障和就業權利。他認為：“如果說食物供給本身對饑餓現象的普遍存在有什麼影響的話，其影響也可以被認為是通過權利關係而發生的。”如果說這種權利方法“看上去有些奇怪的話，也是因為我們傳統的思維模式在作怪，即隻考慮到實際中存在著什麼東西，而不考慮誰在控製著這些東西”。（［印度］阿馬蒂亞·森：《貧困與饑荒》，中譯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14頁。）饑餓是因為沒有獲得足夠的食品，之所以有些人沒有獲得足夠的食品，是因為“權利失敗”，喪失了以前的權利，大規模饑荒發生的真正原因是“交換權利”的急劇變化。所以，大饑荒的實質是許多人的基本權利被剝奪。
通過對饑荒與經濟、社會機製的分析，他的研究表明，經濟活動背後離不開社會倫理關係。這是他對經濟學的最大貢獻，也因此被稱為“經濟學的良心”。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公告對他的研究做出如此評價：“阿馬蒂亞·森在經濟科學的中心領域做出一係列可貴的貢獻，開拓了供後來好幾代研究者進行研究的新領域。他結合經濟學和哲學的工具，在重大經濟學問題討論中重建了倫理層麵。”
他以大量資料和經驗研究為基礎，證明現代以來雖然饑荒與自然災害有密切關係，但客觀因素往往隻起引發或加劇作用，權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缺乏言論自由、政治體製的不民主才是加劇貧困和饑餓，導致大規模死人的饑荒發生的主要原因，在糧食問題的後麵是權利關係和製度安排問題。因為隻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開，公眾才有可能就政策製定進行公開討論，大眾才有可能參與公共政策製定，弱勢群體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錯誤決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糾正而不是愈演愈烈。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論證、強調、提醒說：“民主和政治權利的運作甚至能夠有助於防止饑荒或其他經濟災難。權威主義統治者，他們自己絕不會受到饑荒（或其他類似的經濟災難）的影響的，因而他們通常缺少采取及時的防範措施的動力。與此相反，民主政府需要贏得選舉並麵對公共批評，從而有較強的積極性來采取措施，防止饑荒或其他類似的災難。毫不奇怪，饑荒在世界曆史上從來沒有發生在有效運行的民主體製中，不管是經濟富裕的國家（如當代的西歐或北美），還是相對貧窮的國家（如獨立後的印度、博茨瓦納或津巴布韋）。”“從來沒有任何重大饑荒在一個民主國家中發生，不管它是多麼貧困。這是因為如果政府致力於防止饑荒的話，饑荒是極其容易防止的，而在有選舉和自由媒體的民主體製中，政府有強烈的政治激勵因素去防止饑荒。”政府的反應總是來自對政府的壓力，所以“民主和不發生饑荒之間的因果聯係是不難發現的。在這個世界的不同國家中，饑荒殺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們，但卻不曾殺死統治者。國王和總統、官僚和各級主管、軍方的領導人和指揮官，他們從來不是饑荒的受害者。如果沒有選舉，沒有反對黨，沒有不受審查的公共批評活動空間，掌權者就不會因為防止饑荒失敗而承受政治後果。而在另一方麵，民主卻會把饑荒的懲罰作用傳遞給統治集團和政治領導人，這就給了他們以政治的激勵因素去試圖防止任何有威脅性的饑荒”。（［印度］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中譯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2、177頁。）
曆史事實和阿馬蒂亞·森的研究表明，民主製度並非僅僅一種價值觀念的體現，而實際與無數生民的生死存亡息息相關，即與“生存權”密切相連。然而，在沒有重大災害的承平時期，人們對民主的作用和意義往往並不在意；或許隻有麵對重大災難的嚴重後果，人們才會意識到民主的重要。
三
毋庸諱言，這場“中原大饑荒”主要是在美國記者、美國報界的幹預下，在美國輿論的壓力下，當時實行專製統治的中國政府才不得不采取了一係列緊急措施，防止了災難進一步擴大。白修德明確寫道：“許多生命得救了，是美國報界的力量救了他們。”（《探索曆史》，第122頁。）這樣，“生存權”（人權）與主權的關係便無法回避。
從“主權”這一角度來看，白修德想方設法繞過戰時中國政府的新聞檢查直接把消息發往美國，美國朝野就此對中國政府的嚴厲批評指責，使當時軟弱的中國政府屈從於美國的壓力，確可視為對中國主權的侵犯。但從“生存權”角度來看，他們的所作所為使無數生靈得救，使無數人的“生存權”獲得保障，因而無可指責。麵對二者的尖銳矛盾，確有必要對主權與人權的關係略做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