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東陽：永遠的異議者 “刺客”黃文雄
2012年5月18日，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一座禮堂裏，台灣老牌名校政治大學正在舉行八十五周年校慶。政大校長吳思華在台上宣布“傑出校友獎”名單。這份隻有五人入選的名單陸續展開：台灣著名的大法官劉鐵錚、“第一夫人”周美青、著名企業家尹衍梁、政大前任校長鄭丁旺……“黃文雄”，念至最後一個名字，全場寂靜，繼而響起一片掌聲。
黃文雄並沒有出現在現場。在台北一棟院內滿牆爬藤植物環繞的房子裏，年逾古稀的黃文雄在一個堆砌著書報的角落裏，對著電腦碼字。當天，他把手機關掉，隻回複了幾位發郵件祝賀的記者，表示失禮：“因為印刷廠在等一篇篇幅較長的論文，帶病守候，不便受訪。”
穿著簡單、滿頭銀發的黃文雄，總是從眼鏡上方看著你，一臉孩子般的歡笑。你很難將眼前這位老人和“刺客”兩個字聯係在一起：1970年4月24日，美國當地時間中午12時10分，在美訪問的蔣經國抵達紐約廣場大酒店。當他在護衛人員簇擁下走近酒店正門時，一名穿著風衣的男子突然從側邊大理石柱後閃出，拔出手槍，緊挨刺客的美國警察閃電般托起其手腕，子彈偏高射入牆壁，刺客未及開第二槍，就與同夥一起被製服。風衣男子便是黃文雄。
“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ese！”被一群警察壓在身下的黃文雄，不斷從那些彪形大漢的身體裏鑽出頭部或上半身，朝蔣經國大聲呼喊。他的妹夫鄭自才企圖上前營救，也迅速被製服了。
其時，黃文雄是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讀博的台灣留學生。在獲保釋期間，他逃離美國，開始了長達二十五年的流亡生涯。1996年，他回到台灣，成為“海外黑名單”中解禁的最後一人。
那件事後，很長一段時間，他被母校政治大學從《校友錄》除名。直至此次，獲頒“政大傑出校友”，黃文雄歸來。
三個月後，我聯係上了他。已經七十五歲的他，身體一直不好，在與記者溝通和電話采訪的那段時間裏，他再次感染TIA（短暫性腦缺血發作，俗稱“小中風”，是腦中風前兆），不得不中斷采訪。醫生禁止他上網、外聯，但是事後他還是背著醫生偷偷回郵件，對於短期內不能繼續接受采訪表示“非常非常抱歉”。
他給我的材料和郵件裏，很較真地糾正一些原本聽起來更“傳奇”的刺殺細節，比如他們也沒有朝天上扔傳單、製造混亂；企圖上前救他的鄭自才身上也沒有帶槍或者刀——這是沒看法庭文件的美國媒體的編造。
“你為什麼沒有去政治大學領獎？”我問他。“自己所剩時日不多，隻希望能將分分秒秒都用在有意義的事情上。”他答。
2012年8月底，在最後一封郵件裏，他又糾正了一個媒體對他的慣用評價：“鄭先生，很重要的一點需要澄清：雖然和進步學界頗有來往，我的首要身份一直是社會運動者，不是學者，更無著名之可能。”
從日據時代到兩蔣統治
1937年，黃文雄出生於台灣新竹。此時，台灣尚處日據時代，他的父親黃耀輝畢業於台灣工商學校，是當地一名技術官僚，也是小有名氣的工程師。
爺爺是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極為痛恨日本當局，他一度不允許黃耀輝進入當局推行的“國民教育”體係。在黃耀輝考上台灣工商學校後，他一如既往地反對。但當身著日本文官服飾、掛著佩劍的日本籍校長，親自下鄉出現在他麵前，極為謙和地表達了尊重後，這位生於清朝的長者做出了讓步。
在黃耀輝畢業後，年僅二十一歲的他被日據新竹州政府延攬，成為建設局文官，允許穿上文官服並攜帶佩劍——這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待遇，在政府大樓裏上班的台籍文官屈指可數。
黃文雄的母親則是名門之後，她是新竹兩大望族之一“內公館”林占梅後代林家平的大女兒。此時林家雖然大不如前，但是依然住在新竹西大路上最大的西式洋樓裏。
在黃文雄略微懂事的年紀，盟軍開始轟炸台灣。他開始隱約覺得台灣人和日本人的關係有些複雜。他的長輩們夾在日本人與國民黨之間，艱難地在日語、漢語、閩南語間轉換。
某日，一位年紀比他大不了多少的日本“少年神風特攻隊”的少年來到他所在的村莊。這位少年已經沒有往日頸係白毛巾、揮舞著軍刀、唱著高昂軍歌的風采。他第二天將上戰場，駕著木製飛機飛向盟軍，然後在火光中燃燒自己的生命。而他此行便是希望在這個村子裏買一隻鴨子，帶上飛機，一同戰死。
但村子裏的人都討厭日本人，沒人願意賣給他。最後，黃文雄的母親，那位精通日語的大家閨秀替日本少年四處說情，才幫他買到一隻。“至今，我還記得他手捧小鴨子含淚離去的身影。”黃文雄說。
日據時期，黃父像是個“近乎宗教狂熱的現代化推行者”，受到嚴謹的日本同行的深刻影響，家裏堆滿了井然有序的設計圖和測量資料。他印象中，父親經常出差，永遠被曬得黑黑的，計算尺和筆記本永遠隨身帶著，吃飯時要是想到什麼也會拿出來比量。
1945年，台灣光複。黃父十分興奮，認為自己這個優秀的技術官員可以參與台灣“回歸祖國”後的現代化進程中了。但很快，失望開始蔓延。他發覺自己的奮鬥是那麼孤立無援，總是被吞噬進宏大空洞的計劃中。建設局裏不斷有大陸來的官員進駐，一位國民黨籍官員為了裝修會客室，將工程檔案搬到走廊上，讓材料任由風吹雨打。
兩年後，黃文雄目睹了自己家門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在台北，軍警開槍打死了請願的商販。台北市的學生開始罷課，上街遊行，但很快就遭到了鎮壓。類似的群體性事件蔓延到整個台灣。在新竹，民眾們也包圍了警察局和縣政府，並從屋內搬出各種東西在庭院裏焚燒，“飛散的鈔票都有人撿起來丟回火堆中，沒有人會私吞”。
人們的怒火壓抑了很久，但沒有明確的反對對象。包圍警察局的人們在開會時，列舉的案例卻是這些警察如何在日本人指揮下欺負他們。有些人則將矛頭對準外省人，因為開槍的國軍大部分不會說閩南語，但也有本省家庭收留和保護著外省家庭。
不久後，從基隆港登陸的國軍迅速南下掃蕩，黃文雄開始在被窩裏聽到窗外密集的槍聲，台北植物園附近的馬場町，取代了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菜市口。至此，人們開始有了共同的敵人——國民黨及其軍隊。
此後黃父辭職下海，成為一家民營企業的總工程師。1949年，國民黨政府退守台北。剛到台灣不久的“中央政權”雖然繼續高壓維穩，但在推廣基礎設施建設方麵也頗為用心。20世紀50年代，修築中部橫貫公路時，蔣經國親自參與，人們甚至可以看到他在工地上與築路“榮民”同甘共苦。他和工人一樣嘴對水直接飲用的鏡頭，是青少年時期的黃文雄對蔣經國的第一印象。
黃父重新被召回體製，並被要求加入國民黨，主持當地市政建設。不久後，又調任新竹公共事業管理所擔任所長。黃文雄的性格與其父親截然不同。父親是個兢兢業業的技術官僚，而他一麵嗜書如命，一麵又接連惹事，乃至留級。
某天，他偶然從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自己最討厭上的公民課的老師曾因貪汙而被判過刑。他悄悄剪下那則新聞，在老師上課前貼到黑板上。之後被學校處分，理由是不尊重師長。
他在台中一中和新竹中學就讀高中。前者創辦於1915年，創辦人有林獻堂、辜顯榮這些大半生夾在大陸政權與日本殖民者之間的台灣士紳。這個中學的際遇也象征了台灣社會的變遷。在黃父的課堂上，日文取代了漢文；而到了黃文雄上學的年紀，“三民主義”已經南下，取代了“皇民化”。青年們擁擠在這個外形很像紅薯的島嶼上，地理課上學的卻是秋海棠葉的中國地圖；他們用閩南語講話，在學校卻必須每天聽一遍領袖發出的具有江浙口音的國語。
外省精英成為最早的啟蒙者，黃文雄開始喜歡當時著名的雜誌《自由中國》。這本雜誌的創辦者雷震是國民黨黨內溫和的改革派，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起初，《自由中國》是一份擁蔣反共的刊物，但當雜誌的撰稿人——老幹部及黨內的自由派政治人物——慢慢不滿蔣的政策、紛紛離開國民黨權力核心後，雜誌的方向和風格也逐漸改變。深受《自由中國》影響的黃文雄在演講比賽中將題目定為《地方選舉》，險些惹禍上身。
但當時的他，同時也是個標準的“愛國青年”。1954年，國民黨軍隊的驅逐艦“太平號”在台灣海峽被大陸的魚雷快艇突襲擊沉，台灣青年們發起了一場“複仇獻艦運動”，黃文雄是最早的響應者，並在校園裏組織活動。
三年後的1957年，一位名為劉自然的台灣少校被美軍派駐台灣顧問團的上士羅伯特·雷諾槍殺於陽明山一棟公寓內。之後，美軍軍事法庭宣布無罪釋放美國士兵，引發台灣民眾的抗議浪潮。“劉自然事件”爆發後，黃文雄和幾位女同學常在暗夜裏扮演情侶，用彈弓石塊打公園裏的美軍招待所。
這個年代的校園，除去應試教育、接連不斷的考試令人窒息外，更可怕的是嚴密的校園監控。他坦言，當時若不是校長的保護和其在體製內工作的父親，他可能很早就被當局盯上了。他的同學中，不少人都被無情地送往少年監獄，不論是高中生還是初中生。
左派青年的誕生
在黃文雄考上台灣政治大學新聞係後，他自認為“開竅”了，一些東南亞僑生和美國留學同學給他帶來革命性影響。彼時，受大陸影響，東南亞各地華人投身共產運動者頗多，在東南亞各國政府與共產主義者的對峙中，不少華人富商將子女送往被視為最安全的台灣就讀。
一位就讀於台灣大學的女僑生May和黃文雄建立了極為深厚的友誼。May的個性更叛逆，她原本在英國留學，不慎懷孕後被家人送往台灣。May經曆過20世紀五六十年代歐洲左派思潮的洗禮，在她的引導下，黃文雄開始讀了不少“禁書”，包括一些左派書籍和大陸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