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再複雜的事物，都有其解析的方法。最起碼，在我自己而言，多少是可以尋找到一些思考的線索。有那麼幾個方式，是我勉強理解日本的出發點。
無論理解任何一個民族，都不能以妖魔化為起點。日本在二戰期間的確是一個血腥國家，但是並不能因為如此，便妖魔化日本民族。露絲·本尼迪克特在1946年所出版的《菊與刀》，是最經典的研究日本的著作之一。她從文化的基本層麵，乃至包括日本人撫育兒童的過程中，去解析日本民族性的形成與特點，並且為戰後美國占領軍的政策取向奠定了理論基礎。這種文化解析乃是令我們明白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化形成，都有其曆史地理之成因，亦因此造就民族性格。日本國民與任何一國國民無異，無非掙紮在日常生活與政治撥弄之間而已，努力平衡身心與外界。若以國家之齟齬，遷怒於民族之劣根，顯然有悖於人性論。
而後是對於政體的理解。這其中確實有多重複雜與矛盾。2000年普利策獎獲獎書籍，約翰·W.道爾的作品《擁抱戰敗》，敘述的是日本自1945年戰敗，到1952年麥克阿瑟黯然離場，日本恢複國家主權的過程。顯然，日本已然在這七年的時間中，按照日本自身的國情與美國的憲政，徹底地改造了明治維新以來的政體，形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民主製國家。甚至出乎美國人的意料，“絕大多數日本人能夠輕易拋棄十五年之久的軍國主義教化”，並且從心理意義上去“有原則地反抗軍國主義”，“和平與民主，是戰後日本最偉大的祈禱語”。
但是，在小森陽一的《天皇的玉音放送》中，卻沉痛地檢討戰後重建過程中所遺留下來的恐怖弊病，也就是天皇製的形成和殘留。小森認為，恰恰是明治之後所形成的、其後麥克阿瑟所特意保留的、未能下決心徹底鏟除的天皇製，使日本迄今為止仍然掙紮在一種獨裁複蘇的可能性中。靖國神社、教科書、自衛隊出兵海外，都是這個製度遺產所導致的後果。事實上，道爾也在他的作品中對此多有論述。
日本為何對周邊國家缺乏同情與歉疚？道爾的觀察至為精彩。日本在戰爭後期，受到盟軍的殘酷打擊，包括廣島長崎兩顆原子彈的轟炸。戰後日本的廢墟和痛楚，加上美軍占領期間的封閉與屈辱，使日本人能夠深切地撫摸自己的苦痛，“日本在殖民和戰爭中對亞洲人民犯下的罪行，就更容易被拋諸腦後了”。
這便是我們今天所麵對的情勢：一方麵日本政體的民主、自由與社會自治形態，使日本與歐美國家之間具有強大的親和性，西方性已經大於亞洲性；另一方麵亞洲諸國深切感知從日本殖民、侵略中所帶來的苦難與侮辱，而日本也深切感知二戰後期與戰後自身所帶來的苦難與侮辱。在一種沒有交叉的民眾與國家情緒之中，任何的共同話語都無從尋找。
那麼，我們始終必須麵對的問題是如何對待日本。美國布朗大學曆史係副教授澀澤尚子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參照係。在《美國的藝伎盟友》中，她指出：在二戰期間，美國人對於日本懷有深刻的仇恨與恐懼。但在占領期間，由於把日本女性化和兒童化，美國順利進行了一場新的想象轉化，從而把自己轉變成為保護者與改造者，取得了美國民眾的支持，並且甚至將這一形象成功延續至今。這個神話所告訴我們的就是，意識形態化的塑造，能夠對於國家之間的關係造成何等影響。
如果我們必得要客觀公正並且有利於民族國家地進行對抗或和解，都必須清晰地了解他們的政體、民眾的主流觀點、右翼的人群構成、日本政治的取向目標、各個利益集團的博弈差別。單一臉譜化與妖魔化的描述，都無法令我們獲得良性的理解和采用正確的立場。
我們今天所處的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中日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其中任何一國的領袖們都非常清楚戰爭的代價彼此都無從負擔。雖然我相信我所抱有的謎團可能根本無法解開，因為它所涉及的乃是一個民族龐大與完整的曆史記憶。但是我相信出於理性與邏輯的理解，才是這個時代中麵對異族的正確態度。
(連清川，資深媒體人，專欄作家，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