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遠離你自我實現的陷阱
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平常事，像在與別人的爭論中，迫切地希望打敗對方，以證明自己是對的，仍然是“小我”對死亡的恐懼而引起的。如果你以你的觀點自居，把你的觀點等同於你的“我”，當你錯的時候，你這種以思維為基礎的自我感就會嚴重受到死亡的威脅。所以你的“小我”不能承認錯誤，錯誤就等於“小我”的死亡。
—德國心理學家埃克哈特·托利
汶川地震發生後，一個朋友邀請我去他的心理谘詢機構講課，主題是災後心理危機幹預。
地震發生後，這類講座盛行一時，絕大多數都是關於災後幸存者的心理發展過程和如何進行心理幹預的，並且還有一個比較標準化的資料和課程。我不想講這個，我想講講我自己的反思。
我是2008年5月18～24日隨同一個47人的心理誌願者團隊去地震災區的。回來後，我腦子裏一直盤旋著一句話：地震打破了人們的幻覺，而我們再去幫助他們把幻覺建立起來。
依照那個比較標準化的材料，也依照我個人的理解，地震等重大災難對幸存者造成的心理衝擊主要有兩點：
1.受傷、親人遇難和財產損失等實際喪失帶來的痛苦；
2.控製感被破壞。
關於第一點，並不適合在地震剛發生後不久進行處理，所以我們主要是針對第二點做工作。
什麼是控製感呢？這可以簡單地概括成一句話：“我控製著我的人生乃至周圍的世界。”有些人可能明確地有這種想法，而多數人是無意中抱有這個意識，但地震等重大災難強有力地告訴我們，你能控製的事情很有限。
控製感被打破，會令一個人的人格暫時解體，他會從“我能掌控一切”的強大感迅速轉向“我什麼都做不了”的無能為力感。
但是，必須要幫助幸存者恢複控製感嗎？既然這本來就是幻覺，那麼有沒有可能，這也是一個機會，令當事人從幻覺中解脫出來呢？
睡眠淺是因為自戀
仿佛是為了考驗我似的，在去這個機構講課的前一天晚上，我遭受了一個小小的挫折。
當晚，我和往常一樣，在晚上12點前躺在床上準備睡覺，但無法入眠，因為樓上不斷傳出類似用錘子砸釘子的聲音，一直到淩晨1點的時候還沒停。這令我很受不了，於是我打電話給小區的物業管理處，值班的保安則答應過來查看一下。
然而，等了很久，這個聲音還在繼續。不得已，我再次給物業打電話，質問是怎麼回事。對方回答說，沒有人在裝修，我所住的那棟樓，以及周圍的兩棟樓沒有一個房間是亮著燈的。
怎麼會這個樣子？我有點不信，便穿好衣服出去查看了一下，發現果真如物業所言，沒有一個房間是亮著燈的。
這一刻，我忍不住開始懷疑，莫非我有幻覺和被迫害妄想了？這可是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症狀啊。
不過還好，趕過來的幾個保安說，他們也聽到了這個聲音，隻是沒有人家亮燈，聲音也不大，很難確定是哪裏傳出來的，而且這時總不能挨家挨戶去查看吧。
沒辦法，我隻好回到自己家裏，硬躺在床上試著令自己入睡。
逐漸地，我回想起1996年的一件事情。
那一年，我在讀大四，決定考研究生。為了保證自己的學習時間，我和宿舍的哥們兒商定，每天中午和晚上的12：30前就要關上宿舍門，不允許別的宿舍的哥們兒進來閑聊，並且12：30後大家也不能大聲說話和聽音樂等。
說是商定，其實是大家為我犧牲，因為我們宿舍6個人中隻有我一個人考研究生。我們宿舍的哥們兒都是性情溫和的好人，很容易彼此體諒。他們知道我這個人睡眠很淺，很容易被吵醒，所以願意為我做這個犧牲。而接下來的長達四個多月裏，他們也一直在貫徹這個“商定”，甚至還為此和別的宿舍的哥們兒發生過幾次小小的衝突。
研究生考試結束的那一天，為了消除內疚，也為了表達我的感謝，我拿當時剩下的幾百元積蓄請他們哥兒五個好好撮了一頓。回來後，我說，我再也不限製大家了，大家願意怎麼著就怎麼著。他們則說，你小子要是還限製我們，小心我們一起來揍你。
結果，當天晚上，他們有人唱搖滾，有人很大聲地打電子遊戲，而我卻可以酣然入睡。第二天早上，我感到非常驚訝，原來我是可以在很喧囂的環境下入睡的，我並不是一定會那麼神經過敏。
一旦明白“原來我是可以在很喧囂的環境下入睡的”，我就很少再那樣敏感了，幾乎可以在任何條件下想睡就能睡著。
那麼，為什麼這個晚上，我再一次變得挑剔？這個晚上，和1996年的那個晚上又有什麼相同的道理？這樣一聯想，我立即明白，我是在玩自戀的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