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們、先生們，親愛的各位同行：
這裏要討論的是文學和社會責任。這是一個寬廣的話題，而我的理解可能是狹窄的；這同時又是一個單純的話題，我希望我的發言不至於把它變得複雜。依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責任就是分內應做的事。我想，當一個作家能夠被稱為作家的時候，當他準備把作品公之於社會，而不是隻寫給自己的時候，在他的情感，他的故事，他的夢，他對人類和世界的窺測和探究裏，已經有了社會責任的成分。這責任可能是他隨時隨地用以勉勵自己的，也可能是他不自知的，還可能是他厭惡並反感的。這責任卻不在乎他的認可與否，它帶著一種與生俱來地和文學藝術共生的意味，或隱或現地伴隨著他的創造過程。文學是這樣，藝術也是這樣。
現在我想提及北歐表現派的先驅、挪威畫家愛德華·蒙克（edvard munch）。成為一個畫家不難，成就一個體係卻不容易。我認為蒙克是這個世界上成就一個體係的為數不多的大家之一。他的盡人皆知的《嚎叫》《思春期》……他的畫麵所傳達出的毀滅性的熱情，浪漫的恐懼，對性的渴求與無奈，嫉妒、死亡以及生命的詭譎的眩暈感給我以永不衰竭的震撼。但讓我深深感動的還是他那名為《病中的孩子》的主題性繪畫。從一八五五年起至一九二七年，蒙克幾乎每隔十年都要畫一幅《病中的孩子》：重病的女孩子側靠在床上，哀傷已極的母親垂頭坐在床邊。畫中的女孩形象，是蒙克有一次陪同做醫生的父親出診時認識的十一歲的貝采·尼爾森（betzy nielsen）。當蒙克發現這個十一歲的女孩正坐在椅子上為她哥哥的病痛懊喪不已時，《病中的孩子》的構想便開始了。貝采·尼爾森成為《病中的孩子》的模特兒。她那痛苦的表情呼喚出蒙克內心深深的痛苦：五歲失掉母親的痛苦，姐姐蘇菲因病而死的痛苦，以及他本人所經受的肺病、西班牙感冒所帶來的折磨……人們對疾病那虛弱的乞求和無助之感，蒙克通過《病中的孩子》克製而又強烈地表現了出來。病中的孩子，她那火紅卻憔悴的頭發，疲倦的動作，迷惘而又期待的眼神，蒼白的枕頭，顫抖、壓抑的昏暗背景……蒙克固執地長久地畫著這同一個主題，是有意用重複自己以達到創新。當他在一九二七年完成最後一幅《病中的孩子》時，我們發現畫麵產生了變化：還是那個病中的孩子，她的下頦卻微微揚了起來；她的眼神也不僅僅是迷惘和懦弱，在她的目光裏，凋落與超越合而為一。她的目光裏有藝術家新的心境。
蒙克特別強調《病中的孩子》是他創作中的一個裏程碑。他告訴觀眾，畫中那靠在病床上的孩子不是一個人，而是“我所有愛的人”。他的確畫出了他對生命無以言說的同情和憂傷，畫出了淒涼和暖意，畫出了鮮活的死亡經驗，畫出了心靈的表情。他通過一個柔弱的小女孩來承載這一切，更有一種動人心魄的力量。這裏有什麼？毫無疑問，有藝術家的責任，有他的良知和不安。他認定這是他分內應做的事，他為之著迷，主觀、苛刻而又不乏偏激地做了下去。在蒙克那裏，社會責任和他的藝術主張並不矛盾，那是他藝術主張的一部分，是他誠實的內心要求，是他作為藝術家蒙克的影子。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幅具有強大道德感染力的作品，在當時卻不被大眾所接受。因為藝術家沒有把自己隱藏在迎合一般觀眾安全感需要的藝術表達形式之後，因為他製造了不安的表達方式，他便被認為是不負責任的，甚至是惡意破壞善良風俗的。在這裏我想說，描繪鋥亮的茶壺、潔淨的鏤花窗簾、闊大的餐桌、富裕安穩的早餐（比如與蒙克同時期的古斯塔夫·溫徹爾的《早餐》）體現了責任；描繪病中的女孩、桌上的藥瓶、揉皺的枕頭也體現了責任。我還想說，迎合並不是責任，迎合更像是一種懶惰，一種缺乏鑽研和反省的懶惰。而這懶惰也是一種病態的激情，某些時候它的確有淹沒真相的力量。為什麼對人類懷有至愛之心的蒙克，在當年會受到那麼多所謂對社會抱有“正宗”責任心的人的嘲弄和排斥？或者叫做以一種“責任”壓製另一種責任。
責任的高低貴賤、輕重大小並不依照藝術家所選取的題材和他的藝術個性來劃分。俄國的列賓並不能因為畫了題材宏大的《伏爾加纖夫》，就占據了道德優勢和在為人類負起的責任上高人一等；中國可愛的畫家齊白石一生隻畫些大的白菜和小的蝦，我們也不能就此斷言齊白石是一個對社會沒有責任感的老頭。若以分量來論責任，列賓已然承擔的責任不一定有伏爾加河那麼重，齊白石已然承擔的責任也不一定僅像一隻蝦那麼輕。挪威的蒙克和中國的齊白石，他們畫出了什麼呢？生病的孩子、白菜、蝦……但他們的確都做了分內應做的事，蒙克貢獻給我們心靈深處大的碰撞，齊白石讓我們品味生活的有趣。表現有趣，獲得靈性和智慧的歡樂，難道不也是文學和藝術理應承載的一種責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