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我想，或許責任這個詞過於嚴肅和沉重，以至於讓人望而生畏，以至於它常常被曲解、被孤立，或被有意地誇大和有意地抹殺。誇大者樂觀地認為，隻要我們不斷地宣布我們是充滿社會責任感的角色，我們的精神的發展速度便會一日千裏；有意抹殺者則惟恐“責任”的繩索扼製他們的創造天賦，阻隔他們的夢想空間。對責任的曲解甚至造成一些作家的懶惰和另一些作家的反叛心理。下麵要說的是中國當代作家王朔。他即是以一個反叛者的姿態出現在中國文壇上的：反神聖，反正統，反說教，反使命，反教養，反生活中許許多多被規範得嚴絲合縫的東西並極盡嘲弄之事。反對當好人，為使之達到極致，他幹脆在小說裏不無辛酸地喊出：“我是流氓我怕誰！”幹脆以壞孩子的形象襲擊文壇。在中國的城市人口中他有很多讀者，我也是他那些好小說的讀者之一。當我讀過王朔的一些小說之後，我不得不得出一個結論：盡管他以上述種種行為在逃避肩負“偉大”責任的莊重形象，但他的小說卻從來沒有逃脫過責任。他的小說就像所有作家的小說一樣，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隻要你下筆，你必會依附於一個道德係統，你的筆下必會有你的責任的影子。他的那些看起來教養不深的平凡的主人公們，內心深處其實往往是柔軟而又挑剔的，善意並充滿對現實不妥協的率真：一種更好的生活、一種更好的生活方式在哪兒？會有的，肯定有，找一找……我有時會在王朔的小說背後聽見這樣的話語。他實際無法對責任真正背過臉去。有一次他和我談及正在寫作的長篇小說，他說他要像寫遺書那樣寫這長篇。這話裏有什麼呢？我想那是一種不顧一切的熱情、執著，一種*裸的坦率和鄭重，還有責任——不大不小的，他感覺到的分內應做的事。他內心深處的責任就在小說背後，就在他不高興談論責任時鮮明而頑強地凸現出來，以他強烈的內心要求的形式凸現出來。
話題又回到了開始，對於作家、藝術家來說，社會責任本不是外在的繩索，它其實是一種強大的創作驅動力，盡管它也許強大到僅僅讓你想要畫好一隻有趣的蝦。講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有時候我讀報紙和雜誌上的征婚廣告，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幾乎半數以上的征婚者，在列舉了自己身高多少多少米、體貌端正、有住房和固定收入、無經濟負擔等等之後，都要加上一句：“本人熱愛文學，情趣高雅……”倒不是說征婚者的表白可以讓一個作家頓時對自己從事的行當感到自豪，而是人們在征婚這樣重要的事件中，在世紀末物欲橫流的色彩愈演愈烈的背景下，還沒有忘記熱愛文學，因此它確實使我從另一個角度感受到了文學的微妙作用。我相信情趣高雅的人不一定都熱愛文學，但熱愛文學的人多半是為了使自己的情趣高雅吧！
文學可能並不承擔審判人類的義務，也不具備指點江山的威力，它卻始終承載著理解世界和人類的責任，對人類精神的深層關懷。它的魅力在於我們必須有能力不斷重新表達對世界的看法和對生命新的追問；必須有勇氣反省內心以獲得靈魂的提升。還有同情心、良知、希冀以及警覺的批判精神。文學也可以像蒙克那樣對生活表現深深的失望，強烈的失望本身就蘊含著希望。因為沒有失望就無所謂希望，正如同我們有時候對生活不恭敬是渴望生活更神聖。責任的確讓人不安，歌德的話總是響在耳邊：靈魂永遠騷動著企盼安寧，肉體永遠勞作著尋覓休息。無論文學從哪條路出發，似乎都能碰見這兩句話。
此地此刻是一九九九年的初夏，一個新的世紀仿佛已經撲麵而來。在新的世紀裏，人類仍然是我們這個星球上最重要的物種。盡管自然科學的拳頭對人類這樸實的自戀早已有過重大打擊：天文學認定了我們的家園隻是縮在由無數顆星星組成的銀河係角落的一顆小小的行星；生物學把我們從上帝憑想像創造出的尤物位置上趕了下來；地質學又使我們認識到地球曆史的漫長，並且告訴我們，我們這個物種占據的時間很短……可我仍然要懷著這樸實的“自戀”慶幸作為人類的一員我能夠寫作，並感謝上蒼賜予我無法逃避的好運——作家的社會責任感。它讓我不斷地仔細打點我心靈和意誌的儲備，看是否夠我所用；它讓我在浮躁的世紀末盡可能地斂心默禱，以寫作的方式為我們賴以生存的這個星球奉獻敏銳、明淨的愛心。假如這真是我們懇切的內心要求，我們當中有誰願意讓文學對我們說再見呢，我們當中又有誰願意讓讀者對文學說再見呢？
謝謝大家。
（此文為在中挪作家文學研討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