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短篇小說《哦，香雪》寫於一九八二年，香雪是小說女主人公的名字。
一九八五年，在紐約的一次座談會上，曾經有一位美國青年要我講一講香雪的故事，我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他。原因有二：一是我認為我的小說無法當成故事講；其次在我的內心深處，覺得一個美國青年是無法懂得中國貧窮山溝裏一個女孩子的世界的。然而這位美國人把持著話筒再三地要求我，以至於那要求變成了請求。身邊我們那位讀過《哦，香雪》的美國翻譯也竭力攛掇著我，表示他定能把我的故事譯得精彩。於是我用三言兩語講述了小說梗概，我說這是一個關於女孩子和火車的故事，我寫一群從未出過大山的女孩子，每天晚上怎樣像等待情人一樣地等待在她們村口隻停一分鍾的一列火車。
我沒有想到在場的人們竟為這小說興奮不已：主持會議的已故作家馬拉默德為我鼓起掌來；兩個不修邊幅的大學生走上來擁抱並且吻我；一家名叫《毛筆》的雜誌的主編對我說：“你知道你的小說為什麼打動了我們？因為你表現了一種人類心靈能夠共同感受到的東西。”接著他又問我是否讀過肯尼迪總統的就職演說，我說很抱歉我從未讀過。他說肯尼迪在演說裏就向人們描述過他當年是怎樣從家鄉的小村裏走出來第一次坐上火車的，肯尼迪的內心感受令人淚下。我沒有過多地關注肯尼迪的感受，令我留意的是主編前邊的那句話：“你表現了一種人類心靈能夠共同感受到的東西。”與其說我因這句褒獎而獲得了虛榮心的極大滿足，不如說這句話使我忽然有點明白我為什麼要寫小說了。細細地去想，這又是一句多麼苛刻的咒語——我覺得事實上我是終其一生也未見得能夠到達這一境界的，或者我願意終其一生去追逐這種苛刻。
上述一切仿佛是舊話重提了。之所以重提舊話，是因為今年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將《哦，香雪》拍成了電影。
可以想像把《哦，香雪》拍成電影是怎樣艱難。這個沒有故事的故事不僅使人在將來的上座率、拷貝數上為之傷神，導演和攝影也對它望而卻步。你奈何不得一群大山、幾個女孩、兩根冰冷的鐵軌和一列黑沉沉的火車。若是講究迷信，《哦，香雪》則更是一個不吉祥的劇本了——曾經有兩個“妄想”拍攝它的攝製組在選景的路上翻車，一輛車上的導演、演員臉部受傷；另一個攝製組的車軋死了一位撿糞的老鄉。第一個攝製組是以青年電影製片廠導演鄭洞天（我在這裏向鄭洞天先生表示深深的歉意）為首的；第二個攝製組即是由北影女導演王好為為首的。
繼鄭洞天先生的拍攝計劃夭折之後，王好為導演在今年初冬時節終於完成了她幾年之久的宿願。作為原著和編劇的我，曾經和王好為共同感謝過“兒影”的慷慨，是他們在金錢上的慷慨使香雪有了與觀眾謀麵的機會，使那些永遠沉默的山河有了表現自己的可能。
日子定在晚秋，我重返九年前曾經住過的那個小村苟各莊。當年它是河北淶水縣最窮的村子之一。《哦，香雪》的拍攝點就在這村子附近——北京房山與河北淶水交界處的十渡風景區。我記得那年也是晚秋，我在苟各莊下了火車，站在高高的路基向下望去，就看見了路基下村口那個破敗的小學校：沒有玻璃、沒有窗紙的教室門窗大敞著，一群衣衫襤褸的小學生正在黃土院子裏做著手勢含混、動作隨意的課間操，幾隻黑豬白豬在學生的隊伍裏穿行……土地的貧瘠和多而無用的石頭使這裏的百姓年複一年地在困頓中平靜地守著自己的一份日子，沒有怨恨，沒有奢求，沒有發現他們四周那奇妙峻美的大山是多麼誘人，也沒有發現一隻雞和一斤掛麵的價值區別，於是就有了北京人隻需乘二百華裏的火車，用一斤掛麵到這裏換一隻雞的怪事。幾年前一個奇異的外部世界衝破了這裏的困頓，人們才發現這裏原本有著奇珍異獸出沒的原始森林，有著可與非洲白蟻媲美的成堆的紅蟻，有著氣勢磅礴的百裏大峽穀，有著清澈明淨的拒馬河，還有我的香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