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六月，我有十天時間在台灣訪問。先是高雄，後是台北。看寶島由南向北，節目緊密，令我感到用“走馬觀花”都不足以表現我們行色的匆忙，或者把此行稱做“跑馬觀花”更為合適。既是“跑馬”，文字就不免倉促，感受繽紛而又繚亂，記下隻言片語，以念這次美好的旅行。
蕭颯像家長
此行我們的東道主是高雄市文藝協會，該會會長、小說家蕭颯先生儀表超群，舉止瀟灑，裝束得體，雖年逾六十，卻常有二十歲青年的激情在臉上、在談吐裏。這樣的男性，最易具備清高孤傲之氣，但與蕭颯相處十天，我倒覺得他更像一個愛操心、不怕麻煩、更不懼費口舌的家長。我這樣說原因有二：一是台灣使我沒有陌生感，東道主和我們這一行十餘人臨時組成的旅行團，如同一家，主人身份的蕭颯自然好比這家的“家長”之一；二是蕭颯本人對大陸“家人”所表現出來的熱忱委實叫人感動。他事必躬親，每至一處，食宿雖有妥帖安排，他卻還要把客人的房間逐一看過，並及時征詢意見。他常是一個活動中的多種角色，是導演，是主持人，是節目出演者，是導遊，甚至擔負著對某種菜肴或某種花草的說明講解工作，講起來不厭其煩，生怕冷落了客人。他還特別心細，有一回在從高雄去台北的途中，舒適的大巴和車中的冷氣令我昏昏欲睡，而這時蕭颯正在向大家介紹窗外的鄉間景色。我於朦朧中忽聽蕭颯叫著我的名字說：“鐵凝小姐，請把你的眼睛睜開，請把你的眼睛睜開，看一看台中的風景吧！”我睜了眼，看了一眼台中的風景，又閉上了。過了一會兒耳邊又響起蕭颯頑強的聲音：“鐵凝小姐，我再次請你把眼睛睜開看一看窗外。”我再次睜開了眼，覺得自己頗像一個專惹大人不高興的、不知好歹的兒童。一年之後，每當想起蕭颯，耳邊首先會響起那個反複要我睜眼的聲音。這時我有一種通常的孩子對家長的聲音的感覺：有點絮叨，但是親。
蕭颯還特別認真，他贈一冊他的小說集《裸畫》，要我“指教”。他的小說切近人生，既有對小人物略帶辛酸的關懷，也有對藝術、人性和生命本意的形而上的思考。我送他一本我的長篇小說《無雨之城》請他批評。回大陸後，有一晚忽接高雄打來的電話，是蕭颯。他打這個電話專為談對我小說的讀後感，他說因為他答應過我。這個穿越海峽的電話使我明白，蕭颯何以敢在他主持的高雄文協不名一文的前提下，接待我們的大陸作家代表團。正應了*那句話：“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蕭颯與他的認真、執拗和對大陸同胞的滿腔情意，與他的同仁一道終於迎來了我們。他們籌集到了一筆可觀的錢，但他們付出的辛苦比籌到的金錢多許多；他們收獲的友誼也比籌到的金錢多許多。
熱的街和熱的人
曾經去過海南，覺得挺熱。到了高雄，才真正知道什麼叫熱，也才明白為什麼高雄的男男女女均是長衫長褲長裙——高雄的太陽似能把皮膚烤焦。高雄的街並不寬廣，街上永遠擁擠著汽車和摩托車，自行車已十分罕見。那些騎摩托車的人怕吸入廢氣，人人都戴著厚實的花口罩，這是為了阻隔汙染，但更像是對現代化的恐懼。如此多的車輛，街道卻安安靜靜。據說二十年前的高雄街上還是混亂一片的，街窄車多，司機們拚了命地按喇叭，滿街刺耳的噪音曾使行人彼此聽不到講話。後來市府下決心治理噪音汙染，交通法規明確規定市內車輛不準鳴笛，才逐漸形成了今日的局麵。這也應該說是高雄市民素質不斷提高的結果吧。一個城市的文明程度，的確取決於它的市民的素質高低。在悶熱然而清潔的高雄街上，密密麻麻的車輛河一樣安靜地流淌著，間或有一群群戴著花口罩的騎摩托車者摻雜其中，車們的豪華氣派和花口罩詼諧的人情味兒也算是今日高雄生活中一個奇特的形象組合。
天氣是熱的，人心更熱。高雄市政府官員廖金得是此次我們台灣之行熱誠的促成人之一。廖金得是個善交際、信息廣、樂於助人的義氣之士，職務之餘也寫散文，曾有專門研究檳榔文化的著述。他請我們去他家中做客，毫無虛榮地告訴我們，他的太太就在樓下開了一間牛肉麵館。他在“社會局”（類似大陸民政局）曾經從事殯葬管理，因此談話中還常流露出職業特點，比如說鄧麗君的殯葬花費為一億新台幣（約合人民幣三千萬左右），她本人財產有四十億新台幣等等，我們均是從他口中得知。
另一位熱心人詩人裴源，幾乎要“壟斷”我們每日活動之外的所有時間。他駕車陪我們逛超市、遊愛河（穿越高雄市區的一條河），還在某日的晚餐之後邀我們去一家名叫“鄉根”的西餐廳吃冰點。好像有一道名叫“火樹銀花”的香蕉菠蘿，是噴濺著噝噝作響的火花、冒著小藍火苗被服務員端上來的。在“鄉根”幽暗、典雅的店堂內，這些燃燒著火苗的水果給我們帶來了輕鬆的愉悅。出了“鄉根”，裴先生又執意請我們去一間帶畫廊的茶室。茶室門口有一個麵攤，裴先生便不顧我們腸胃的擁擠，執意要我們坐在路邊品嚐據他說是十分美味的小吃。這位祖籍山東的詩人似乎不知如何才能向我們表述他的鄉情，常見他在每日課餘（他在一所中專任教）一頭熱汗地趕來加入我們的活動。他還為我們代表團的所有成員畫像——速寫吧，全部是側麵，並且每幀畫像上的人都長得差不多。他的畫作或許比他的詩作稍微遜色，但我們更看重的是他的這份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