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葬禮與愛情
有一天晚上,我忽然預感到我姐夫要走了。(由於某種習慣,“走”和“上路”這兩個詞已經不再是它原來的含意。)去年秋天的某一天他忽然被發現患了胃癌,而且是晚期,即使大夫不說,我們也知道他已經沒什麼戲了。按民間的說法,得了這種病,吃麥不吃豆,吃豆不吃麥,姐夫顯然吃過了秋天的豆子,來年的小麥他還吃得上嗎?他忽然像是重新變成了不省事的孩子,成為全家人的中心,被姐姐和孩子們哄著,吃藥,打針,住醫院。整個冬春,我姐姐在一輪又一輪希望和失望的漩渦裏掙紮,當他的病情好轉時,她覺得也許會有奇跡出現,當他陷入新一輪危機的時候,她又感到極度的沮喪。我打電話過去,我姐夫剛剛停止呼吸,姐姐很平靜地說“你曹哥已經不行了,你回來吧。”我長吐了一口氣,姐姐終於從無休止的無奈和幻想中解脫出來,麵對現實了。我隻好把正在寫的第十章打住,不管二哥與許小玉的愛情有沒有分曉。這有點對不住讀者,可我不是故意的。既不是出於技巧的考慮,也不是構思的需要。現實中的事情總比小說裏的事情更重要。那一刻我慶幸把他和姐姐的婚姻在第六章裏寫過了,而且已經在某個雜誌刊登出來。雜誌拿去的時候他在省城一家醫院裏為捍衛生命進行著艱苦的鬥爭,剛做完一個療程的化療,病情有所緩解,他吃過一小碗胡蘿卜燉羊肉,心情不錯,戴上花鏡靠在床頭上捧讀他年輕時的故事。女兒把他背後的被子墊好,取笑他說,爸你還挺浪漫嘛。他不好意思地笑著說,這裏頭加工的可不少啊。我說,事情可都是真的!其實我無須跟他較真,世界上的事情轉眼就跟當事人無關了,真假又有什麼要緊?正如這篇小說,剛寫一個人的開頭,就又忙著寫他的葬禮,連回憶的工夫都沒有。殯儀館的橫標早已改為電子顯示屏,哀樂的餘音還在禮堂裏回響,兩頁紙的生平介紹,在場的人實際上並沒聽進去。大家繞著姐夫的遺體轉圈鞠躬,抓住最後機會表示自己的哀痛,讓他享受完人世最後的榮耀,被殯葬工從鮮花叢中推出去,送入火化間。前中國人民誌願軍戰士、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排長,縣交通局離休幹部曹鴻誌同誌七十三年歲月(都七十三年了?聽起來夠漫長的,過起來可隻是一眨眼的工夫。)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如今殯儀館已經有了經濟頭腦,他們在火化場後邊的岡坡上圈起一片土地,死者親屬拿到骨灰盒可以就近選塋地,把骨灰安放進去。有人給挖墓坑、砌墓池,提供價格、式樣不同的墓碑供你選擇。姐夫的墓地接近岡頂,地勢較高,視野開闊,風水很好。從這兒望下去,火化場的房屋和分布在岡坡上的陵園盡收眼底。一排排墓碑從上到下組成一片規整的冥間社區。火化爐的煙囪從岡坡下一叢紅房子中聳起,插進春末晴朗的天空。陽光有點耀眼,公路像一條黑色河流,閃著刺目的光芒從岡下繞過,汽車倏爾飄來倏爾遠去,恍若飛逝的歲月。縣城人叫西大岡,縣誌裏稱雙鳳山的這座丘陵,五十年前的麵目現在已經完全看不到了,甚至連想象都難以想象。母親帶我到南陽去找姐姐的時候,我剛滿九歲,那是我第一次翻越雙鳳山。那時我的臉像個水淩淩的蘿卜頭兒,腮幫垂下飽滿的圓弧,嘴唇如敷過胭脂,秧歌隊裏的女孩不夠用時,老師還會讓我穿一身花衣服,把頭發紮起來冒充女孩。誰能相信,今天站在墓地上這位身穿西服、架著眼鏡的長者,就是當年秧歌隊裏那個假妮兒?在我的記憶裏,母親很少走出縣城,沒什麼要緊事她不會急急忙忙雇一輛架子車長途跋涉到南陽去。一百一十裏路,那時覺得是夠遠的。公雞叫過二遍,牌坊街還在黎明裏沉睡,星光正在暗淡下去。大軲轆架子車來到門口。李子如的二姐要到天津去,母親和她夥雇一輛車。李子如的姐姐側身躺在左側,母親蜷坐在車廂右側,我麵朝後靠著母親的肩膀。道路像白白的帶子,從車尾掉下去,隨著起伏的坡路晃動,向荒野深處飄曳。濃霧在頭發上落下一層細細的水珠,打濕了蓋在身上的棉被。下一個大坡,過一座小橋,車子傾斜起來,車夫彎下腰邁著吃力的步子向坡上爬。車軲轆在我身邊緩慢地轉動,車底在坎坷的路上顛簸,母親攬緊我的腰窩,怕我從車尾顛下去。太陽還沒升起,天空現出灰白的亮光,蟲鳴鼓耳,鳥在霧氣彌漫的山嶺間鳴叫。爬上嶺頭,我轉動脖頸仰望路兩邊高高的崖壁,崖上長滿雜樹荊棘,巍峨陰森,使我生出敬畏之情。車子停在岡頂的土地廟前,我想跳下車去看看,腳剛落地就摔倒了。我大聲喊著說,媽——我的腿咋了?我的腿不行了!母親笑著說,那是壓麻了,歇一會兒就好了。別著急。
到南陽的時候我正迷迷糊糊睡覺,母親把我搖醒,讓我看暮色中的城牆和高聳在城牆影子裏的王府山。太陽已經落山,喧囂的南陽城浸潤在晚霞裏,北關的土路黃塵彌漫。這時才發現腳上的鞋少了一隻,在我睡著的時候丟落在了路上。
憑著母親手裏的信封,好不容易地找到了玄妙觀,南陽縣婦女聯合會就設在這座有名的道家廟院裏。修行的道姑們解放還俗了,廟院裏在舉辦婚姻法學習班,滿院走動著身穿灰製服的女幹部。她們年輕、活潑,全都剪了短發,手裏拿著搪瓷碗,敲打著,滿麵春風說笑著向食堂走。見到姐姐,母親撣去身上塵土,洗了一把臉,不理睬姐姐的寒喧問候,急不可耐地從口袋裏掏出一個軟軟的紙包,一邊打開外邊的紙,一邊喋喋不休地說,看看,這是曹相公寄來的相片。你看看,這身軍裝!這副模樣!馬上就要去朝鮮了。人哪點不好?你怎麼會想要離婚?我和姐姐把頭湊過去,看母親手上那張上了彩的照片。曹鴻誌身穿軍裝端坐在畫麵裏,眉稍高挑,麵帶微笑,一副英氣勃勃的樣子。姐姐笑了一下,我這兒有。他給我寄了。寄了嗎?寄了。母親繼續數落她,她笑著說咱們去吃飯吧,媽,今天反正你也不走。你得給我說說,是不是真打算離婚?姐姐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父母包辦,不符合婚姻法。想離就離嘛。父母包辦?父母包辦?母親張口結舌,氣急中找不到話說,在兒女們麵前她從沒這樣狼狽過,你是成心氣我不是?好了,媽——架子車坐了一整天,你不累?我不累。我就是專為這事來的,你不說清楚,我連飯也不吃你的。好吧好吧,咱們先吃飯。吃完飯我給你找本婚姻法,學完咱們再說。我不學你的婚姻法!別看你當了幹部,你媽還是你媽!你還是我閨女。離婚的事你媽還是要說話。沒人不讓你說話,媽——你不吃飯我就不給你表態。我嘟著嘴說,媽——我餓了。吃完飯再說行不行?我覺得事情並不像母親想象那樣嚴重,關鍵時刻我必須幫助姐姐。
我和母親在姐姐那兒住了兩天,盡管姐姐一直沒明確表示態度,但母親終於明白了問題不像她想象那麼嚴重,也許他們之間隻是鬧了一點別扭,年輕人,這是難免的。老師剛給我們讀過《誰是最可愛的人》,全國人人都知道中國人民誌願軍是我們最可愛的人。我為有一個最可愛的人的姐夫而自豪,曹鴻誌同誌不但是最可愛的人,還是炮兵偵察排排長,在戰場上和美國鬼子作戰,保家衛國,幹著誘人遐想充滿神秘感的工作。母親經常拿了報紙戴上眼鏡一字一字嗑嗑巴巴念朝鮮戰場的新聞,念叨鴨綠江那邊的姐夫。戰場上的消息牽動著母親的心。姐姐沒理由不愛他。
姐夫由朝鮮戰場凱旋回國的時候,我已進入哥哥們曾經在那兒讀書的縣中學。他和姐姐一起到學校來看我,我們坐在竹林寺外追虎鞭下說話。那是一座埋葬著不知哪代高僧的靈塔,鼓形白色石柱曆經風雨,浮雕花紋都已斑駁模糊。姐姐踩著靈塔石級,姐夫和我並排坐在石基上。他身上的新襯衣散發出縫紉機的氣息,雖然身著便裝,言談舉止還是透出了英武的軍人氣質。姐姐也儼然是個正在蒸蒸日上的有才幹的婦女主任。他們送給我的禮物使我驚喜,那是我有生以來得到的最貴重的禮物——一支漂亮的永生金筆。
姐夫的骨灰還沒從火化間拿出來,大約要冷卻一會兒才能往骨灰盒裏裝。打墓工低頭去進行他未完的工作,我沿著陵園的小路在墓碑間徜徉。如今人們已不拘泥墓誌的格式,各家碑文有各家不同的寫法。偶爾彎腰讀一下黑色碑麵上鐫刻的文字,我不免感到觸目驚心。這裏聚集著那麼多熟人,我的老師,我的同學,相熟的街坊和在縣城名噪一時的政要。看到“先考魯振邦之墓”,我的心動了一下,他旁邊並列著一行紅字“先妣許曉玉”。外甥女婿在我身後說,紅字表示人還活著,將來人死了再把字上的紅漆鑿掉。你爸的墓碑也要刻上你媽的名字嗎?這要看家裏人的意思。想刻就刻,不想刻將來再說。我放心地點一下頭,我覺得後輩人完全沒必要這樣提前表達孝心。盡管縣裏有這樣的風俗,姐姐的墓穴也已預留好,我還是不願意看到她的名字出現在墓碑上。
我低下頭仔細看那碑上的落款,“子魯建設、魯書偉……女……媳……攜孫……”為了表示後代興旺,墓碑上列出了一大串名字,然後才是“公元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我的讀者也許不知道魯振邦是誰,可我知道。他是許小玉的第二任丈夫。他能把我的故事與上一章銜接起來。
這麼說魯振邦是一九九八年去世的了?
外甥女婿說,你認識他?
不就是那個上海技師嗎?第一批支援內地建設到縣裏來的技術員。瘦瘦白白的,一口南方話,幾十年也沒改過來。我到油脂加工廠去參觀那會兒,他是個精明強幹的小夥子,身穿藍工裝,在隆隆響的機器間穿行。車間裏熱氣蒸騰,到處是轉動的皮帶、輪子和一直通到房頂的鐵管、鐵梁。現代工業文明使縣城的人大開眼界,給我留下了恐怖的印象。我因而對這個並不雄偉的南方小夥子很是敬佩,他敢擺弄這些轟隆轟隆的鋼鐵怪物,使一車一車的黃豆變成清澈透明的豆油。更為神奇的是,油脂廠兼著發電廠,這些機器能弄出一種看不見摸不著卻會要人性命的東西,使城裏的電燈在刹那間點亮。電燈亮了之後,縣廣播站也建立起來,大十字口高杆上安裝了兩個大喇叭,隻要廣播站的牛老師在屋裏擰動旋鈕,那些喇叭就會哇啦哇啦說話,哇啦哇啦唱歌,使滿城洋溢著歡樂熱鬧的氣氛,我們的合唱隊因而能在那兒大出風頭。我和我的女同桌對著那個能讓全縣人聽到的麥克風,唱過一次“二呀麼二郎山”,在學校裏差點鬧出緋聞來。由於油脂加工廠的建立,牌坊街才有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洗臉盆子會說話。”的民謠。每到夜晚十二點,汽笛聲在縣城上空響起,坐在街邊搖著扇子乘涼的人們站起身,把小凳掂起來說,“拉葦了(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把拉笛說成拉葦),該停電了。咱們歇吧。”油脂加工廠的汽笛在二十年間是縣城生活的重要內容,它不僅是下夜班的信號,停電的信號,更是縣城安逸、祥和的標誌。
我指點著墓碑上的紅字,如果不錯的話,這女的上中學時叫許小玉。她的第一任丈夫是胡誌忠。
你說的是胡政委吧?後來是書記?
你也知道胡政委?
縣裏有幾個人不知道他?他的墓碑就在西南角高處第二排。
這麼說幾十年恩恩怨怨到頭來大家還得在這兒相聚。
我想起了二哥。如果能找到他的骨灰,我肯定也會把他遷葬到這兒來。在這裏不僅能和熟悉的親朋相聚,回到五十年前美好的時光,還能尋找到那個時代的愛情。那是一個明朗的時代裏的明朗的故事,他和許小玉、胡誌忠的三角留給三個人同樣多的難忘記憶。如果今天見了麵,他們還會歡暢相敘。
胡誌忠的墓碑上隻有“先考胡誌忠之墓”一行字,沒有配偶。立碑人是兩個名字:子胡新義女胡新瑩。和魯振邦相比,他顯得寂寞孤獨。然而我發現立碑的時間同樣是1998年11月28日。如果不是出於小說的需要,這當然不會是偶然的巧合。我想象著一個年近七十的女人帶領一群兒女在墓地上忙碌。魯振邦是胡新瑩的繼父,把早已死去的前夫和終生的丈夫遷葬到同一處陵園來,對於生者和死者都是令人寬慰的安排。當許曉玉的名字由紅變白的時候,這兒就是她和所有親人團聚的家園。逢年過節,後輩人來祭奠也更方便。
胡政委的墓誌銘刻在墓碑右側,簡要的文字紀錄著他的生平:山西省陽曲縣人。生於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六日,卒於一九六0年九月二十三日。曾任太行地區武裝縱隊三大隊指導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縣……政委、書記。
這兩行幹巴巴的文字就是那個經常站在我家店房門口抽劣質香煙的人嗎?他那帶點農民氣質的純樸和雷厲風行的八路作風在我心裏留下深刻印象,至今仿佛還在眼前。在他死後的許多年裏,母親經常以惋惜和感激的口吻談起他。從第一次被城關貧民委員會拘傳那天夜晚起,胡政委好像對母親一直很關照,“碰上這樣的人是咱家的運氣。胡政委心好,講人情,能替你說話就替你說話,說不上話他也不害你,不像有的人一整人就紅眼。”他那張土褐色的臉膛和平直的雙頰十年沒什麼變化,那張臉上沒有笑容,沒有愁容,也沒有怒容。已被本地同化了的侉子口音和緩慢的語速,給人一種溫和、厚道的感覺,使人覺得他很實在,不像縣裏大多數幹部那樣說話不算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