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絕非有意如此。我在1963年創作的長詩《 石室之死亡 》和同一時期瘂弦創作的《 深淵 》，都有強烈的反戰意識和反現實的情緒，但使用的卻是藝術的手段。據我所知，今天的中共已不是40年前的中共了。即便在今日台灣，也不是你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當年蔣介石主要是反共，柏楊、李敖之所以被關進監獄，是因為他們確實在罵國民黨和蔣介石——在他們的住處就搜出了共產黨的書籍。那當然不可以，任何政權都不可以。
Z：多年來，台灣當局是否封殺過你的作品？
L：沒有。《 石室之死亡 》能夠在台灣白色統治時代順利出版，也許是由於國民黨的愚蠢，他們看不出其中的反戰情緒。《 漂木 》也已經在大陸出版了。記得當年我有一首小詩，未經同意被《 人民日報 》轉載，大概是為了統戰的需要吧。這下觸怒了軍方，警備司令部叫我去問話：為什麼《 人民日報 》發表你的詩歌？你和共產黨有什麼來往？我說我根本就不知道這回事啊。問完也就沒事兒了。
Z：你認為詩人夢寐以求的一是價值，二是知音，有價值的知音更是難能可貴。有人讓你排列大陸前四位詩人，你的回答是：這問題“實非我的眼界與能力所及”。
L：很不客氣地講，目前大陸我還看不到一個大詩人。北島當然不錯，有人認為北島應該得諾獎，我也希望如此。諾獎是對一個作家一生成就的肯定。至於“有價值的知音”，胡亮、李元洛之外，現在你也算一個。
Z：中國大陸目前有兩個詩人節：一個是屈原詩歌節，一個是洛夫詩歌節。
L：2009年，湖南為我舉辦了一個規格很高的國際詩歌節，邀集了國內眾多的詩人、學者和新聞媒體。當時我感到做一個詩人真的不錯。開幕式上宣布，要在我的老家湖南衡陽建立一個洛夫藝術文學館。現在硬件已經建好，軟件還沒有過去。我參觀過福建冰心紀念館，那是很高的榮譽。活人建紀念館隻有冰心一人，多數紀念館都是人死後才建。就我個人而言，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榮耀。詩人不能為紀念館寫作，更不能為諾獎寫作。
Z：你有句名言：“取暖的最好方式，是回家。”你說過：“詩人是漂泊異鄉的雲。”你還說過：“衡南是我永遠的夢土，是聯係著我和祖國的一根臍帶，也是一塊永遠不能磨滅的胎記。”你曾為深圳題詞：“財富加智慧將使深圳飛得更高、更遠！”如果條件允許，你願意在哪裏安度晚年？湖南、深圳，還是加拿大？
L：現在海外流行一個觀念，叫作落地生根。我已經80多歲了，落葉歸根是很自然的事。這是一種很糾結的鄉情，我跟你講話都是很內心的。去年有媒體問我對深圳印象如何，我說深圳是一個開放的城市，很有生命力。加拿大自然環境雖好，但感覺冷清，朋友很少。據說深圳市政府對海內外文化名人有所優待，甚至可以白送一套房子給你，那當然再好不過，我希望有機會入住深圳。轉念一想，送房子給科學家可以，詩人就很難說了，萬一領導不喜歡詩怎麼辦？前幾天網上風傳我和夫人要在深圳定居了，好多朋友見麵就問我，你要移居深圳了嗎？我不知如何回答——好像我太太很擔心空氣汙染和地溝油什麼的。
Z：魯迅、艾青、巴金、北島、莫言，還有你，近百年來，中國有多位優秀作家先後獲得諾獎提名。而你卻認為這個獎“並不代表世界文藝的冠軍獎”，那它又代表什麼呢？你對摘取諾獎有信心嗎？
L：有信心，沒把握。有時半夜醒來會想，我這幾十年投入詩歌創作這麼一件事情，值得嗎？中國人諾獎情結很嚴重。當年大陸某詩人獲諾獎提名，台灣報紙請我提供資料，並問我有沒有可能，我大膽說沒有可能。又問為什麼？我說很簡單，諾獎的第一標準是藝術。還有一位很著名的小說家，提名後也終未獲獎。他們都是很好的民族主義者、愛國主義者，但在藝術上也許還不夠，還達不到世界的高度。有人以為諾獎青睞共產黨反對派，其實諾獎得主很多就是共產黨。諾獎的立場是人道主義、和平主義的立場。
Z：你在《 石室之死亡 》自序裏說：“攬鏡自照，我們所見到的不是現代人的影像，而是現代人殘酷的命運，寫詩即是對付這殘酷命運的一種報複手段。”自《 魔歌 》之後，你對自己的理論進行了修正，從“超現實主義”轉變為“回歸傳統，擁抱現實”。那麼今天你如何看待大陸詩人艾青、食指、芒克、北島的早期詩歌？
L：坦率地講，既然是一個詩人，他的地位就必須建立在詩歌藝術上，其他都不重要。我們應該以一個詩人的標準和高度來要求他，通過詩歌藝術來衡量他。我們不能從社會的、政治的層麵來看待詩人，至少重點應擺在詩歌藝術上。詩人應該通過意象或隱喻來呈現其詩意。簡潔的修辭、豐沛的詩意、含蓄的美感，這是一首詩最基本的因素。當前大陸詩壇依然充斥著一些反文化、反詩歌的詩歌。我的詩中也有苦難，然而隻有中國讀者——尤其是你們這一代，才能理解詩歌是對現實的報複，國外讀者就很難體會。我說的這種報複既針對現實，也針對人類的命運。一個詩人應該冷靜地俯視世界。我不認為詩歌要很激情，太激情了往往容易濫情。我早期的作品鋒芒畢露、熱情過度。其實冷靜的東西更有持久的生命力。李白、杜甫的詩歌為什麼好？就是因為他們強烈的感情經過意象的過濾之後，變得更加冷凝、雋永，這種美就是永恒之美。找回這種永恒之美是我畢生的奮鬥目標。
Z：你“融會西方詩潮和東方智慧，鍛造出一種以現代為貌、以中國為神的大中國詩觀”。你不但是詩人，也是理論家。你同意“詩歌止於語言”這一似乎正風行大陸的所謂“最正宗的”詩歌理論嗎？
L：謹慎地同意。我認為詩歌是一種有意義的美。一個詩人的作品不管其思想如何，如果藝術上沒有達到一定高度，那是不行的。但是藝術再怎麼高，如果和人生脫離關係，比如唯美，也不行。有一次我到加拿大多倫多講學，有些女生聽說我不喜歡徐誌摩，幹脆不聽我的講演。孟子說“充實之謂美”。“充實”包括各種各樣的人生。有內涵的東西才是真正的“充實”。
Z：現實主義、存在主義、超現實主義，這三者或許並不矛盾吧？你早年是一個超現實主義者，後來變成了一個修正超現實主義者，而我則從一個理想主義者無可救藥地變成了一個失去了理想的理想主義者。
L：中國現代詩的發展，大致上可歸納為兩個傾向：一為“涉世文學”之發展，二為“純粹性”之追求，前者與存在主義思想有根本上的淵源，後者則是超現實主義必然的歸向。我認為當代中國的“涉世文學”尚未達到蘇俄文學的高度，更別說法國巴爾紮克那樣的高度。我一直期待著中國大陸能出現這樣一位詩人，他能夠把現實經驗升華為一種普遍的哲理、升華為一種形而上的價值。至於我受了什麼苦、被關了多少年，許多人都有這種經驗，沒什麼了不起。偉大的詩人必須站在全人類的立場，站在詩歌藝術的高度——而不是站在某個政府、某個群體或諾貝爾獎金的立場——把命運和苦難用藝術的手段呈現出來，比如艾略特和他的《 荒原 》。
Z：自1987年國民黨老兵赴大陸探親政策開放之後，台灣詩人相繼返鄉。然而在最初“懷鄉詩”的熱潮中，你的詩歌並不像你的身材一樣高大魁梧；在現實主義的八十年代，你對詩歌語言藝術的探索也並未得到廣泛認同。翻開任何一部大陸版的中國文學史，“人民詩人”從來都是至高的榮耀。
L：文學的生命在於個性和創造。真正的文學總是從內心出發的，真正的詩人也總是先從個人出發，再擴展到國家、社會和整個人類。但如果僅僅從個人出發，僅僅抒發個人的情感，那他絕不會成為真正的大家。詩人必須從小我進入大我。詩人追求的不是當下，他必須有遠見和信念。對他來說，寫詩是一種價值的創造。詩人不能為群眾而寫，但他的作品裏必須要有群眾。
Z：你說過：“政治時代的詩歌大都滲有磷的化學物，隻有在黑暗時期才會發光。”請具體解釋一下這句話的含義。
L：這等於一句詩嘛。
Z：此時此刻，我們的洛夫先生更像一位語言大師。
L：你這是明知故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