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讓老百姓先富起來
量變成為質變是在20世紀60年代。經過了美國人的占領、緩慢複興、朝鮮戰爭的刺激，日本終於迎來了20世紀30年代之後的重新崛起。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人似乎就像商量好了似的，很少再用“戰後”這樣的詞語，取而代之的是“神武景氣”。“神武景氣”的意思是，自打日本第一代神武天皇之後，再也沒出現過今天這樣的繁榮景象。
小公司的能量
量變成為質變是在20世紀60年代。經過了美國人的占領、緩慢複興、朝鮮戰爭的刺激，日本終於迎來了20世紀30年代之後的重新崛起。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日本的GDP（國內生產總值）每年都保持著9%左右的增長率，成為當時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國家。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人似乎就像商量好了似的，很少再用“戰後”這樣的詞語，取而代之的是“神武景氣”。“神武景氣”的意思是，自打日本第一代神武天皇之後，再也沒出現過今天這樣的繁榮景象。
20世紀60年代承接了前十年的飛速發展，並且最終把日本推向了輝煌的頂點。
至於具體的數字，我就不再費力說明了，畢竟這本書不是教科書，枯燥冷酷的數字還是留給學者們去考證吧。我們來說說日本經濟騰飛的最大的特點，這對中國有著特別的啟示。
日本當時的繁榮景象是從民間投資增加開始的。從1961年一直到1963年，日本民間企業投資增長率都達到了30%以上，而在20世紀50年代，這個數字還是10%左右。這說明，日本當時經濟的騰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民營企業的飛速發展，無論是財閥也好，還是索尼、本田這樣的新興公司也好，它們都搭上了經濟飛速發展的列車，成就了自己的輝煌業績。
雖然日本依然存在著財閥體係，但客觀地說，在“二戰”之後，這種體製對日本商業更大的作用是促進而不是削弱。比如我們前邊提到的，很多日本財團周圍都有著諸多小公司盤踞在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它們同進同退，同生共死。這種體製不是遏製民營資本的發展，反而是推動了民營企業的進步。這一點非常值得中國人深思。
既然提到了小公司，那麼我們再來說一下20世紀60年代日本中小企業的生存狀態。在我寫作這本書的時候，中國溫州地區的民營企業正在遭遇倒閉潮，其實從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到今天，這樣的潮流或大或小、或急或緩總是伴隨著中國的民營企業。
到了這些年，中國產業如何進行產業升級，如何解決人口紅利問題，也已經是任何企業都無法逃避的現實了。
那麼，日本是如何做到的呢？在日本“二戰”之後，中小企業一直靠勞動密集型方式來維持生計，但時間進入20世紀60年代，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
一方麵，隨著經濟的發展，勞動力出現短缺，“民工荒”浮出水麵。另一方麵，勞動者成本不斷提升，這就要求中小企業提高生產率，賺取更高的利潤。而相當一部分企業也意識到，要實現這種轉變必須依靠先進的技術來實現。他們紛紛從海外引進技術專利，然後依靠優秀的技術人員進行生產開發，降低產品成本，提供高附加值。這種方式不僅僅讓相當一部分中小企業獲得了新生，而且還造就了一批中堅力量的公司，比如索尼就是白手起家，依靠技術優勢成為一家大財團的。
所以，在20世紀60年代，日本中小企業發生了分化，一部分公司走向沒落，消失殆盡，還有一部分成為了某個行業的中流砥柱，比如阿爾卑斯電氣公司生產調諧器成為行業翹楚；京都陶器公司專門生產陶器也獲得了巨大成功。還有專門生產快門的，專門生產軸承的，專門生產喇叭的，等等。
還有，這些公司也很靈活，不局限於一個領域，而是能在經濟形勢變化的時候迅速找到新的增長點。比如三陽商會原本是生產雨衣的，可是進入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製造機械，還有以前開照相館的後來開始生產原子能儀器，等等。這樣的例子特別多。
縱觀20世紀60年代，日本中小企業逐步成為各個行業的中堅力量，它們的利潤率比大企業還要高。這充分說明日本中小企業的靈活性和對市場把控能力的強大。
當然，這些都是“術”，日本企業家具有的“道”更加重要。很多中小企業家並不滿足於賺錢、花錢，他們有種強烈的使命感——讓自己的公司長久地生存下去。這種企業家的精神具有漫長的曆史，如果你問我為什麼日本人具有這種精神，那我很難回答，因為原因很複雜。比如日本曆史上就對私有財產有保護，你開一家麵館，隻要不倒閉，幾百年都是你的，不會被無情地剝奪掉。
總之，這種精神被傳承下來，深刻影響著日本的商業，鬆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稻盛和夫、盛田昭夫，無不是這樣的精英。
還有一點需要強調的，就是日本技術工人的素質非常高，這和日本重視教育緊密相關。在日本工廠裏很少有進行簡單加工的工人，工廠的技術提升依靠的是廣泛存在的工程技術人員。
好了，20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發展的另外一個特點是，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大張旗鼓地推動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這項計劃有五個主題，我將一改自己懶惰的習慣，把這五個主題挨個兒列出來，因為，它真的對中國有著強大的借鑒意義。
第一，充實社會資本；第二，引導產業結構向高度化發展；第三，促進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第四，提高人的能力和振興科技；第五，緩和雙重結構與確保社會穩定。
我以為，這些政策最核心的內容是大力推動民間資本的發展，讓民營企業更具有競爭力。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第一條，就是要讓民間企業保持增長，避免統製手段或行政方麵的繁瑣化。
日本在戰後，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都在反思戰爭對商業的破壞，而最嚴厲的破壞就是戰時的統製經濟政策。它通過行政手段打壓民營企業的發展，而讓大財閥獲取戰爭的高額利潤。這是戰後的日本企業所無法容忍的。
為了徹底根除這種製度根源，日本幾乎放棄了政府幹預商業的習慣，反之，開始大力推動民間資本的發展，因為他們認為，隻有民間力量強大了，才會避免重蹈戰爭的覆轍，才能振興經濟，緩解社會矛盾。
另外，日本為了實現國民收入倍增，開始大力發展教育。日本人以為，國民收入的最核心的東西，就是人（當然，人不是東西了）。意識到這一點之後，日本開始大力發展教育，每年都會提高政府預算用來提升日本的教育水平。
還有一點，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還關注消除貧富差距。比如，政府規定了幾年之內的目標是，縮小大中企業之間的工資差距、消除工農之間的收入不均等問題。到今天，雖然很多人說日本進入了經濟緩慢增長階段，但從衡量貧富差距的尼基係數來看，日本的貧富差距依然是發達國家裏最小的。這不能不說是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偉大貢獻，也是日本社會如此穩定的根源。
所以說，穩定壓倒一切並非一句空談，關鍵在於如何實現穩定，前提就是讓大家過上人過的日子，吃上人吃的飯，住上人住的房子，娶得起人該娶的老婆。
日本在這方麵的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收入倍增計劃的一個重點就是讓日本人老有所依，不死在春光裏。1961年，日本在考察了美國的社會保險製度之後，開始實行全民保險、全民養老製度。這個製度把全日本公民都納入到了保險體係，讓日本邁向高福利國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除此以外，日本也製定了類似於《日工工人健康保險法》這種針對不同行業、不同勞動屬性的群體的保險製度。
還有，為了讓日本人生活更加富足、便利，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之後，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建設運動。一時間，城市化、工業化的浪潮席卷到了日本的各個角落，幾乎每一個公民都在為這個目標貢獻力量。
城市化的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一個問題，就是人口越來越向大城市集中，比如東京在1962年人口超過1，000萬。這樣一來，如何縮小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就擺在了眼前。
很快，日本頒布了《東北開發促進法》，致力於提升日本東北地區的公共事業，讓這個有些荒涼的地方繁榮起來。同時，日本海在北海道地區設立開發公庫，增加了企業融資貸款的新渠道。
針對人口集中導致日本出現了上班難、上學難、買房難的問題，日本政府又展開了據點開發的新想法。也就是在城市規劃出哪些地區人口密集，哪些地區人口相對稀少，然後針對人口少的區域增加投資。同時，政府也開始填海造地，增加城市的容量。
還有，為了縮小地區間的經濟差距、滿足大家上班、上學的需求，日本開始建造新幹線，從而引發了一場交通革命。日本經濟學家說，從1964年開始，日本進入了高速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