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小器物，大財富
對日本來說，這些公司是另一番風景。它們不像索尼、鬆下、豐田、本田那樣的聲名顯赫，更不像三井、三菱、富士財團那樣富可敵國，但這些公司也在世界市場上跑馬圈地，憑借對一種技術的鑽研，製造出看似微小、實則偉大的產品。
創新時代
從我們上麵的描述中，你能看到，在20世紀60年代，日本各個行業都在大建資本主義，而且總的來說，以民富為本的策略非常奏效，以改善人民生活，增加人民財富的宗旨也得到了良好的體現，而從民富出發更能讓各個產業的發展進入良性的循環。
這種飛速發展在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達到了頂點。日本是亞洲第一個主辦奧運會的國家。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國的日本，他們基本上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完成了“經濟起飛”的第一階段，迫切需要一個機會向世界重塑日本國形象、提高國家尊嚴、振奮民族精神，1964年第18屆東京奧運會就成了實現這一目的的舞台。
在1963年，當東京奧運會將要臨近時，日本掀起了建設投資的高潮，結果形成了日本經濟史上著名的長達24個月的奧林匹克景象。1965年有短暫“奧運低穀效應”，經過調整，到1966年又出現了比奧林匹克景象規模更大、持續時間長達57個月的伊裝諾景象。
這些景象都似曾相識，因為中國也為了展現自己的國力曾經舉辦過奧運會。但不同的是，當時日本的經濟體製比中國更加健康，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
除了展示國家形象，奧運會還讓一些之前沒名氣的公司浮出水麵。1960年5月，在確定東京成為舉辦城市的同時，精工集團取代了歐米茄成為大賽的指定計時用表提供商。同年8月，精工派出專門的技術人員旁觀了意大利羅馬的奧運會，為四年後的東京奧運會作衝刺的準備。
“能否將目前的計時裝置更進一步”是當時精工喊出的口號。“目前的計時裝置”是指龐大的石英鍾，雖然擁有極高的精密度，但電力消費驚人，且用途有限。精工在一年之後（1961年）成功地研發了利用幹電池的石英表。電力耗費降到了上一代的一萬分之一，3公斤的重量更是讓隨身攜帶成為可能。
精工憑借這款石英表成為了計時領域的領跑者，更是在取代機械式碼表（stopwatch）的進程中一馬當先。隨著“數碼碼表（digital stopclock）”、“石英天文鍾（crystal chronometer）”以及“printing timer”商品化的實現，精工為計時裝置領域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
在東京奧運會自行車、五項全能、馬術、射擊以及遊泳等項目中，也有20台精工製造的“printing timer”提供精準的計時服務。40多台石英天文鍾則第一次成功應用在其他比賽項目，如馬拉鬆、賽跑、皮劃艇以及帆船等賽場上。
與此同時，這是與1964年東京奧運會選手活躍的身影相映襯的日本技術向世界嶄露頭角的一刻。對於精工愛普生來說，計時裝置的研發成功具有深層次的意義。石英天文鍾為石英表鋪下前路，而“printing timer”更是為愛普生打印機的問世埋下了精彩的伏筆。這是精工愛普生業務多元化的原點。
借助奧運的契機，一個偶然的產物終究造就出了精工愛普生這樣一家世界級的公司。
富士膠卷創立於1934年1月。和其他的許多公司一樣，富士沒有直接的記錄表明1964年的富士某個事件是借了奧運的機緣，但是，也和其他的許多公司一樣，奧運在公司一貫的發展道路上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時值日本經濟的高度成長期，富士膠卷是眾多借奧運來擴大自身影響力的公司中典型的一家。而當時的明星產品是照片的感光材料。自從1937年以來，日本政府就對外國輸入品有著嚴格地控製，但從1960年開始逐步取消照片感光材料的進口限製。不過，技術尚不成熟的彩色產品則仍然受到政策保護而免受國際競爭對手的直接挑戰。
因此，在奧運會期間，東京日比穀繁華的街道兩旁可見25平方米的巨型奧運照片速報，使用的正是富士彩色打印的技術。在新聞媒體的奧運報道中，也活躍著富士產品的身影。富士針對奧運特別研製了能夠進行快速現場處理的“快速工業用紙(quick industrial paper)”，這為照片的快速登報提供了大大的便利。而在東京西麻布——富士計劃建設大本營的地方，公司為國外新聞工作者備好了照片處理的場所與設備。此外，錄像帶等產品也在記錄與報道奧運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同程度的重要作用。
在整個大賽期間，富士膠卷一路暢銷。公司在國立競技場，甚至在便當販賣店的一角都設立了膠卷專賣櫃台。據說，當時的盛況達到了顧客無法擠進店內的地步。
經過奧運一役，富士膠卷開始有了讓彩色產品走向自由競爭的底氣。東京奧運會對於富士自身來說是一次以戰當練的機會。在這當中，不僅使得剛剛實現貿易自由化的黑白係列產品得到了在國際市場證明自身實力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富士在彩色係列產品上下的工夫，使公司登上了幾乎能與柯達平起平坐的擂台。
這是邁向廣闊天地的時刻。從此之後，富士不再是死守國內市場的井底之蛙，他們積極主動地走向全球市場，受惠於此，在彩色產品研究開發的基礎上，富士開始多角度地推進業務，企業體質也隨之增強。
對日本來說，這些公司是另一番風景。它們不像索尼、鬆下、豐田、本田那樣的聲名顯赫，更不像三井、三菱、富士財團那樣富可敵國，但這些公司也在世界市場上跑馬圈地，憑借對一種技術的鑽研，製造出看似微小、實則偉大的產品。我樂於探尋它們的成長曆程，因為對於中國脆弱的技術型小公司可能更有借鑒意義。
計算器已經是我們生活中最常見的工具之一了，誰也不會覺得它是一個多麼偉大的東西，買魚、買肉、報銷、算賬，大家對這個工具司空見慣了。
可有誰知道，這個小小的東西對社會有著強大的顛覆力量，它大大縮小了計算所需要的時間，也讓生產計算器的公司獲得了無數財富。
佐佐木正治在很長時間裏都在思考著計算器的未來。他比很多人都先看到了20世紀後半葉一定是電子工業的圖景，他希望自己能造出便宜的計算器，讓這個小東西人手一個。但在20世紀60年代，讓佐佐木正治困惑的是，究竟什麼東西能讓計算器隨身攜帶，不用插入電源插座，也能運轉起來。
佐佐木正治為了找到答案探尋了很久。最後，他終於找到秘方了：他需要一個新型的矽片，這樣，計算器隻靠電池就能運轉下去了。
這是個大膽的想法。佐佐木正治幾乎問遍了日本國內的矽片製造商，但所有人都拒絕了他。無奈之下，他決定去美國尋找援助。
在德克薩斯州，這個被稱為矽穀的地方，佐佐木正治還是吃了閉門羹。未來在哪裏？矽片在哪裏？
無奈之下，佐佐木正治準備啟程回國。當他萬分失望地在機場徘徊的時候，廣播裏突然傳出聲音：“佐佐木先生，請您到服務台來，有家公司的代表在這裏等您。”
佐佐木正治的眼睛亮了，他心底深處在想，命運是否改變了呢？
佐佐木正治是位技術天才。他生於日本西海岸的一個小漁村。父親是軍人，當年曾經在台灣殖民過，佐佐木正治就出生在中國的寶島台灣。
在日本京東大學學習了電氣工程專業之後，佐佐木正治本來打算去公司裏踏踏實實地做個工程師。可沒想到，戰爭的陰霾籠罩了每一個人，他被調到飛機製造廠，研究電話、無線電和雷達。
說起來，這些研究也對佐佐木日後的創業提供了新的思路，他對管子（真空管、晶體管）的無限熱情也是在那個時候開始有的。
日本戰敗之後，美國占領軍開始重塑日本，他們發現一個問題，就是日本的電話聲音小，原因是電話擴音器中的真空管質量很差，無法滿足長通話的需求。占領軍決定派佐佐木正治去美國免費學習擴音器中的真空管技術，讓日本人都能正常打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