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兒發生之後，日本政府對工廠開始保護，極力封堵消息。但你懂的，消息是封不住的，人民的憤怒也是無法抑製的。
自發組織的老百姓們跑到這家工廠門口示威遊行，但工廠並沒有表示一個很好的態度，而是雇凶打人，還戳瞎了一位記者的眼睛。讓人欽佩的是，這位記者還是拍了照片，並且發到了媒體上。
1967年，受害者們提起訴訟，要求賠償，但政府的確沒有起到好作用，他們控製了最高法院，對告狀的人嚴刑逼供、大力威脅，對此事極力隱瞞。最缺德的是，法院采取了持久戰的方法，反正老子給你拖著，看誰命長。
這個案件一直拖到了1994年，才裁決讓這家工廠賠償59名起訴者300萬日元~500萬日元。而當年一起起訴的人裏，有16位已經駕鶴西去了。
這時候，離事件的發生已經過去了四十年了。
骨痛病跟水俁病也差不多，富士縣的人們吃了被汙染的大米，導致骨骼變脆弱，引發劇痛。這起案件也拖了很長時間才落下帷幕。
當然，環境問題不僅僅存在於日本，還在其他發達國家興風作浪。“二戰”之後，歐洲和美國都經曆了都市化發展、技術革新帶來的負麵作用，而且人口增加也給環境帶來了沉重的壓力。
20世紀60年代末期，日本先後頒布了幾個振興工業的法案，其中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大力發展新產業城市，在太平洋沿岸興建重化工企業，而這些法案都漠視了工業對環境可能造成的惡性影響。
我們來看一組數據，如果按平均土地來算的話，日本在1970年的GDP（國內生產總值）是德國的17倍，是美國的113倍，而日本的能源消耗量是德國的15倍，美國的74倍。
這看起來幾乎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莫非高速增長就必須和高度消耗相依為命嗎？
惡劣的環境很快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滿，他們紛紛在媒體中痛斥政府的不作為，還大聲疾呼：“讓GDP去死吧！”
麵對輿論的攻擊，政府開始著手解決這個問題。從1970年開始，日本設立了中央公害對策總部，起草、修改有關環境公害的各項法案。到這一年的年底，公害問題基本上都有了法律製裁的依據，而國家也每年撥巨款用於防治公害的各種項目。
但也有專家指出，日本的法律還相當原始，並沒有讓人們特別滿意，比如法律規定禁止使用的化學物質非常有限，很多明顯對人體有害的東西還在被使用。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日本關於公害的法律還在不斷健全當中。
那麼，我們來總結一下。日本的商業和經濟的確是“二戰”之後全世界的奇跡，人們也對這個國家的尖端科技保持著濃厚的興趣和敬意。不過，從日本的公害問題引申出去，你會發現，日本人在利用新技術方麵，依然停留在製造業，他們的工程師就像一個修剪草坪的工人，把對日本沒有用的技術毫不留情地剪切掉了。
而西方社會則不同，20世紀60年代也是他們科技大發展的時代，而這些技術並沒有急功近利地用於某些行業，而是廣泛存在於生活之中。除了製造業，西方社會的教育、醫療、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麵，也都受惠於新科技的發展。而日本，除了製造業，在其他方麵依然乏善可陳。
當然，傾向於工業發展為先的道路，對日本來說，似乎也無可厚非，那麼一個資源匱乏的國度，如果不把有限的資源和智慧用在重要事情上，那還談什麼將來呢？讓人欣慰的是，經過了漫長的彎路之後，日本今天的環保科技水平、防治公害能力已經有目共睹了。
接下來，咱們繼續說日本的經濟和商業吧。如果說，20世紀60年代是日本經濟狂飆的年代，那麼20世紀70年代，日本吸取了發展過程中一些失敗的教訓，進入了經濟的調整期。
而在戰略層麵，日本企業最大的變化就是紛紛向海外發力，尋求國際化路徑。這幾乎是所有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經之路，但問題是，你若想走進國際，就必須先打開大門，開放懷抱等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