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參加“土改”兩三個月，寫出了《秧歌》《赤地之戀》，白薇體驗生活這些年，寫了什麼呢？查來查去也沒多少文章留下來。
經過“文革”，活下來的文化老人多已被摧殘得不像樣子，有的出來寫個豆腐塊，有的連豆腐塊也寫不出來，就是躺在床上、輪椅上等死。又不是周文王，七老八十還能寫《周易》；又不是薑尚，80歲還沒正式工作都不急。倆老頭一合計，還可以掀起天下風雲。
在挺過“文革”之後，白薇已不良於行。晚年就整天躺在床上，隻在偶爾有人來探望的時候，她才拄著拐杖站起來，艱難地走動。
用一個親眼見過晚年白薇的人的話說：“而眼前的這位老人，頭發稀疏蓬亂，臉上褐色的老年斑像織了網的蜘蛛，眼睛被上下眼皮擠成一條縫，身上一件藍布大襟棉襖，棉襖底邊上白色縫線的每個針腳都有半寸多長……尤其當她扶著兩根棍子站起來的時候，不由得使我想起風雪中乞討捐門檻的祥林嫂。”
疾病對人的摧殘也是一種感情的折磨。假如蕭紅身體健康一些，她的情感依賴症狀會不會不那麼嚴重？不知道晚年的白薇是怎樣悲涼地度過她近乎癱瘓的貧病時光。久病在床的人，不良於行的人，大概能明白白薇晚年的心境吧。
人們愛用金色年華來形容年輕的歲月，覺得這時候一寸光陰才是一寸金，而衰齡老朽的歲月，不過是苟延殘喘，即使過得怡然自得，撐死也是夕陽紅，不用太珍惜。但是，年老的歲月並不像想象的那麼短，一病病個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每日躺在床上，看著昏黃的陽光在牆上躑躅，就像躺在活棺材裏，自己也熬得不耐煩了吧。引刀成一快還是好的，偏是瑣碎漫長的痛苦最難忍受。
“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每個時代的蒙學教材都愛向小孩灌輸這個信念——點兒背到一定份兒上，你的才華就會井噴，你的罪是不會白受的……
可是事實並不是如此，多數的罪都是白受的，是沒有補償的。
除了傳說中的聖人和神仙，推石頭的西西弗斯，很難相信，一個凡人會在看不到頭的苦難中心生樂趣，並且能長期忍受無意義的苦難。要不然蕭紅臨死前也不會 “半生白眼，心不甘”。假如披荊斬棘不但終無所獲，而且毫無榮耀，那麼沒人會振起雙翼。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因為越是這樣，他自身的道德感越強烈。清教徒自笞，因為他們覺得這樣可以帶來靈魂的救贖。有信仰的人為信仰犧牲，他心裏會有殉道的崇高感。
死亡是沒有意義的，甚至很多生命終結的方式連自己賦予的意義也沒有。兵荒馬亂的無定河邊的炮灰枯骨，糞坑裏憋死的晉景公，《活著》中跌進糞缸死去的富貴爹，死成這樣，化成鬼魂也覺得鬧心添堵啊。
同樣是遭受情傷，《碧血劍》裏的何紅藥，她的犧牲是個笑話，不過是心上人複仇計劃的炮灰。
——而且容貌既毀，也使她失去了獲得下一站愛情的機會，畢竟，沒有人愛她備受摧殘的容顏，不知道她在蛇坑遭受了怎樣的疼痛和煎熬，古希臘雕塑《拉奧孔》裏拉奧孔父子受蛇噬咬之苦的表情可以參照一下。背負負情之仇，怨毒之恨，在蛇坑忍受萬蛇噬咬之後，一個嶄新的滅絕師太誕生了。
人們嚐試相信，經曆過磨難的人，擊退了接踵而至的匱乏、撕裂、絞殺，傷痕能夠漸漸地愈合，成為一個擁有正能量的人。事實上，他們也經常試圖給人這樣的印象，但終究是不一樣的。他們的行為和表情暴露了內心的恐慌和焦慮，有種左撇子被努力糾正成右撇子的不自然，他們自己看不到。就像洪水的衝刷，必然會暗暗改變河床的形狀。當然也有少數的異數，這些異數，要麼有童年和少年溫暖的色調打底，要麼後來有巨大的幸福補償。一個一直長時間在痛苦裏泡著的人，能保持真正的坦然、誠實和柔軟嗎？
不能。
想要我們的內心不被蠶食、受損，隻能讓自己少受苦，如果不得不受，必須有價值、有意義、有回報。
除了廬隱、蕭紅和關露，其他民國女藝術家和白薇相比，她們的痛苦都顯得微不足道。命運沒有喘息，沒有亮色。然而我們看到，張愛玲、蕭紅把她的苦難作為寫作素材，搜刮得幹淨。一個作家最大的職業美德就是，把苦難吞下去，化成傳世傑作。
張愛玲生前身後也受到不少攻擊，上世紀當紅之時，同行和小報記者，特別是女作家，把火力集中在她的出身和做派上，戰後直到現在她的“漢奸”妻子身份，一直被詬病。不管人們喜不喜歡，張愛玲的文學價值依舊無法抹殺。至於蕭紅，無論在情感上還是文字上一直得到讀者的雙重共鳴。
白薇並沒有將苦難醞釀發酵，開出花釀出蜜來，她的受難僅僅就是受難，無止境地受苦，直到死亡降臨。功利地說一句：她的苦都白受了。
筆者不是文壇百曉生似的人物，不知道在文學上，她上不上得了金線。恕我不敬了——曾經加入“左聯”的白薇和楊騷的作品，基本上可以用伍爾夫評價《簡·愛》的那句有名的話來解讀：“她的全部力量——那是愈受壓抑就愈顯示其強大的——都投入了這麼一種斷言之中：‘我愛’‘我恨’‘我受苦’。因為，凡是以自我為中心、受自我所限製的作家都有一種為那些氣量寬宏、胸懷闊大的作家所不具備的力量。他們所感受到的印象都是在他們那狹窄的四堵牆裏稠密地積累起來並牢牢地打上了戳記的。”
民國時期，有名的文藝女青年之友魯迅對“左翼”作家白薇讚揚有加，但張愛玲不屑與她並提。幾十年後，時間的荒草淹沒了她的名字。白薇的文學成就，她身後的名聲，沒能配得上她所受的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