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時候，因為遭到批判，沈從文的精神陷入糟糕的地步。
汪曾祺回憶起自己的老師時說，沈從文老是覺得別人在批評他。他住的中老胡同後麵有一條小路，他疑心每時每刻都有人在監視他。
沈從文給張兆和寫道：“我似乎完全回複到了許久遺忘了的過去情形中，和一切幸福隔絕，而又不熟悉悲哀為何事，隻茫然和麵前世界相對，世界在動，一切在動，我卻靜止而悲憫地望見一切，自己卻無份，凡事無份。我沒有瘋！可是，為什麼家庭還照舊？我卻如此孤立無援無助地存在？為什麼？究竟為什麼？你回答我。很奇怪，為什麼夜那麼靜？我想喊一聲，想哭一哭，想不出我是誰，原來那個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就是我手中的筆，為什麼會一下子光彩全失，每個字都若凍結到紙上，完全失去相互間的關係，失去意義？”
這種感覺已不隻是一種平常意義上的孤單，也不隻是一種文學意義上的孤獨，而是一種具有病理特征的抑鬱狀態，抑鬱似一個巨大的幕籬，將他與周邊隔開。這個時候的沈從文，像獨自一個人陷在一片沼澤裏，無法自救。
身邊的張兆和，對沈從文的精神狀態不太在意。他們夫妻交流的時候，她說她對新世界的好奇，他說自己的瘋狂。
當人們用文字訴說書中的人物多孤獨時，意思是書寫者自己有多孤獨。因為在生活中，當一個真實的人傾訴他異質的痛苦時，書寫者未必有這個耐心去聽。不是智慧不夠，就是善心不夠。正如生門和死地，是互不相知的兩極一樣，在同情方麵，人必須有代入感。沈從文不明白張兆和的辛苦、為難和操勞，仿佛那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一樣，精神勁健的張兆和也不明白，敏感的沈從文經曆了怎樣的內心掙紮，反而覺得他怎麼這麼想不開。晚年的張兆和為不了解沈從文後悔不已。至少，她是有這個心的。
到了50年代，沈從文的精神漸漸地恢複，他被新政權的表麵氣象感染了。他由衷地讚美著看到的新事物、新思想，屢次表達學習和融合的願望和決心，他對妻子說話，出現了少有的激動：快來，跟上這時代！
漸漸地沈從文發現不妙了，他和這新世界不能相融，那種隔閡再次襲來，他的精神狀態再次瀕臨崩潰，甚至到了看到小孩子說話都怕的地步。這個時候的張兆和，則是讚同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
政治運動並沒有放過誰，沈從文老兩口都被下放了。兩個人的通信，就像平凡的夫妻那樣，談生活瑣事、柴米油鹽。隔著那麼遠的路，擔心的是對方的身體，對老人來說，生死才是大事，至於談心，哪還顧得上呢。
她在他去世之後，再次發現了他的好，自己過去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
其實，有共同語言也不是很難的事情，隻要雙方原來有相似的生活環境、教育背景和性格興趣，等等，心有靈犀不是件困難的事情，其他的白搭，就是給兩人全身插滿電極通電也白搭，磨破嘴皮說一百年也白搭。但就是有人把它當天啟似的，宿命論似的，飛箭射中似的，不肯找尋來時路，結果就使溝通變成盲目而無果的事情。
沈從文和張兆和，也算是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典型了。路上的小磕磕碰碰誰沒有呢？兩口子不一定要做到心有靈犀，不一定非要靈魂合體。
可是，沈從文想啊，遇到張兆和之前，他一直在等待一個姑娘，不用說話就能明白他的姑娘。遇到張兆和之後，他一輩子都在向對方傾訴，用那麼多的書信，向對方說，對自己說，他說啊，說啊，可是經常不在一個頻率上。直到生命的盡頭，才仿佛向對方靠近了一大步。
陳染那首詩是怎麼說的了：
仿佛一生，你和我
都在夜的兩岸交談。
繞過了那段
屬於黑暗的溫柔，和
荒漠對雨水的等待。
當炊煙在黎明時分升起後，
目光便重新相遇。
在岸的這邊
我呼喚：啊，旅人！
在岸的那邊
你回應：啊，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