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蔭榆與許廣平——早歲哪知世如此
北師大風潮的起因很簡單，1924年秋季開學之際，部分學生由於受江浙戰爭的影響未能按時返校。這件事情是不可抗力的，從情理上原是可以通融的。不過楊蔭榆本著從嚴治校的風格，把幾名學生開除出校，引起廣大師生的公憤，學生於是“嘯聚學校”，運動搞起來。從1924年秋季到1925年夏，北師大一些學生天天不上課，專搞運動，矛頭直指校長和教育部。
對於這個事件，當事人和旁觀者分別寫下了不同的觀感。魯迅的《女校長男女的夢》一文中，有一句這樣寫道：“楊蔭榆對付反抗她的女子師範大學的學生們，聽說是以率警毆打，斷絕飲食……”
許廣平在《女師大風潮與“三·一八”慘案》說：“楊蔭榆不學無術，到美國‘鍍金’回來，拉攏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活動了幾個擁護女人長校不問賢愚的狹隘的唯女權論者；再投靠了當時的權貴段、章，利用歪曲事實、無恥造謠的陳西瀅，就以為炙手可熱，人莫敢違了。於是與教師、學生、群眾為敵。”
李四光卻在《北京女師大劇院的經驗》中說：“那時楊先生仿佛拿出全副的精神，一麵吩咐巡警，無論如何不準動手，一麵硬跑出門外，前後左右用巡警包圍，向西院走去。一時洶湧唾罵的音樂大作。”
5月7日國恥演講會，楊蔭榆召集專職教員於西安飯店，吃飯兼開會。陳西瀅說這是“校長不能在校開會，不得不借鄰近飯店招集教員會議的奇聞”，並沒有列席的魯迅卻寫道：“看見教育家在杯酒間謀害學生。”
有的人說，魯迅因為許廣平的關係，誇大了這次風潮中校方的行為，而且將一些沒有親見的事實當作真事。李四光怕是看到的是真相。
但是通過更多人的回憶錄，可以看出，暴力事件是確實存在的，這一點楊蔭榆怕是賴不掉的。李四光隻是經曆風潮的一個片段而已。
北師大風潮中，有數位女學生被打倒在地，成了血人一般。不過北師大風潮鬧了一年，這次高潮事件持續了幾天，一直保持亢奮是不可能的，怎麼也得有個中場休息。李四光寫道：“隻看見那些‘保護’的巡警站在門前，你一聲，我一聲，在那兒張開大口換班打嗬欠。看守巡警的女學生，三五成群，你一句，我一句，唱出許多不甚雅聽的口號。這樣一點鍾、兩點鍾、三點鍾過去了。”
筆者政治不正確，不知道為什麼讀出了學校開運動會到最後一天的感覺。真的怕這群學生喊出“再不殺人，就開學了”來。 她們很急，也不急。沒到高潮的時候，她們零零散散的行為，連巡警也覺得疲乏了。
研究群眾運動的行家埃裏克·霍弗在《狂熱分子》中說：“‘榮耀’基本上是一個舞台觀念。如果不是清清楚楚曉得有觀眾在看，演員就不會賣力追求榮耀。我們願意拋頭顱、灑熱血，是因為知道我們的英烈事跡會為同時代人和後來世代所記取。”“隻有當我們自視為舞台上的演員，死亡才會失去其恐怖性和終極性，而成為一種模擬行為和戲劇姿態。”
許廣平說：“公舉你出來做事時，個個都說做後盾，個個都在你麵前塞火藥，等你灌足了，火線點起了！他們就遠遠地趕快逃跑，結果你不過做一個炸彈殼，五花粉碎。”
這一段，多麼像王佳芝的表白。王佳芝看清革命的荒謬、革命戰友的無情之後，轉而尋求瞬間的溫暖，哪怕是個鴿子蛋。可革命青年許廣平畢竟不是王佳芝，她繼續尋找她的同類。錢稻孫回憶說：“魯迅身體並不很健康，常生病，瘦瘦的，我看他頂起勁是在女師大風潮中。當時他精神很興奮。我吃一驚，覺得他精神上有些異常。”魯迅先生high起來了。在這次風潮中，魯迅和許廣平接上了頭，兩個人由開始的激動和憤慨，漸漸地發生了變調。許廣平對學生風潮的崇高性產生了疑惑，魯迅一貫並不支持學生做無謂的犧牲，經曆了幾次學生運動後，他以慣有的悲觀主義論調，看到這次風暴同樣不能劃破夜空，撕裂黑夜。
魯迅在多篇文章裏對楊蔭榆進行嘲諷挖苦：“在女子，是從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兒女，而後真的愛情才覺醒的；否則，便潛藏著，或者竟會萎落，甚且至於變態。”“所以在寡婦或擬寡婦所辦的學校裏，正當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應當天真爛漫，非如她們的陰沉，她們卻以為中邪了；青年應當有朝氣，敢作為，非如她們的萎縮，她們卻以為不守本分了，都有罪。”“至於因為不得已而過著獨身生活者，則無論男女，精神上常不免發生變化，有著執拗猜疑陰險的性質者居多。歐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維新前的禦殿女中（女內侍），中國曆代的宦官，那冷酷險狠，都超出常人許多倍。別的獨身者也一樣，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狀也就大變，覺得世事都無味，人物都可憎，看見有些天真歡樂的人，便生恨惡。尤其是因為壓抑性欲之故，所以於別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羨，因而妒忌。其實這也是勢所必至的事：為社會所逼迫，表麵上固不能不裝作純潔，但內心卻終於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牽掣，不自主地蠢動著缺憾之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