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感情迅速升溫了，她甚至可以理直氣壯地留他吃飯——是一家人了。
這是胡蘭成給她的一筆厚重的情感，所以後來分手，她還了這筆錢。兩清了，錢都兩清了，感情也就兩清了。
但傷知音稀
阿娜伊絲·寧提道，亨利·米勒的妻子瓊對自己在丈夫小說中的形象很不滿意。她聲嘶力竭淚流滿麵地對阿娜伊絲·寧說：“這不是我，這寫的不是我。這是歪曲！他說我生活在欺騙中，但這是他，是他不實事求是地看我，看他們，看任何人。他醜化一切。”這一度成為米勒夫婦不斷爭吵的理由，吵架最激烈的時候，兩人不歡而散，瓊回了美國。
“亨利用自己的語言描繪瓊時，沒有一次成功。”阿娜伊絲·寧也對亨利筆下的瓊和其他女性形象提出了批評。
醜化不行，那你把她誇成一朵花就行了嗎？
在那個著名的典故裏，回憶起徐誌摩對自己的溢美之詞，林徽因理智地對梁從誡說：“徐誌摩當時愛的並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詩人的浪漫情緒想象出來的林徽因，可我其實並不是他所想的那樣一個人。”
可不是，不由分說被架上神龕，時刻被檢視、被審查，一旦和意淫之處不合，貨不對版，到時候給好評還是差評就由不得你了好嗎？
不過說到底，讚或貶不是最根本的問題。不被了解的鬱悶遠遠壓過被當作女神的虛榮。
在胡蘭成筆下，張愛玲被寫成了民國的臨水照花人，然而張愛玲本人對這個形象並沒有買賬。她是個自戀的人，然而又是個常常自嘲的人，她筆下的自己更多的是自卑。
《氣短情長及其他》裏寫自己是瘦瘦怯怯、對一點兒喜悅很鄭重的樣子：
“有一個八九歲的女孩，微黃的長長的臉，淡眉毛，窄瘦的紫襖藍褲，低著頭坐在階沿，油垢的頭發一綹綹披到臉上來，和一個朋友研究織絨線的道理。我覺得她有些地方很像我，走過的時候不由得多看了兩眼。她非常高興的樣子，抽掉了兩根針，把她織好的一截粉藍絨線的小袖口套在她朋友腕上試樣子。她朋友伸出一隻手，左右端詳，也是喜滋滋的。她的絨線一定隻夠做這麼一截子小袖口，我知道。因為她很像我的緣故，我雖然一路走過去，頭也沒回，心裏卻稍稍有點兒悲哀。”
《小團圓》裏描寫完了自己平淡的五官之後，又加上一句：“整個看上去有點兒怪，見了人也還是有點兒僵。”
《天才夢》和《私語》等散文裏，也是打翻罐子撞到櫃子的生活低能樣。
她眼中的自己經常是這樣的：笨拙的、拘謹的、緊張的、不善和生人交談的。
有兩張她和姑姑的照片，是一套的，她站在姑姑的身旁，手是緊緊攥著的，胳膊呈緊繃的弓形，整個身體姿態很僵硬，直到姑姑攬住了她的腰，笑著看她，她才鬆弛下來，跟著笑。
張愛玲一向反造神、反浪漫，她的傳奇是市井生活的驚心動魄，是一街一站的蒼涼。她有著作家的理性和自覺，不能忍受自己變成紙片人，更不能忍受荒腔走板，天外飛仙。在很多地方，她是近自然主義的。即便在她最愛最崇拜胡蘭成的時候，她仍記下了自己的微妙的不適——他的吻像“幹燥的軟木塞”，他的相貌“有點兒女人氣，而且是個市井的潑辣的女人”。
而胡蘭成是另一個路數。
胡蘭成說聽貝多芬的音樂，“即便一開始不喜歡，也要刻苦開來聽，努力要使自己懂得它為止”。音樂並不確定什麼，隻是引領到達你能進入的境界，哪有什麼聽懂聽不懂。想必這個懂，是音樂權威認可的懂，是合時宜的懂。就連他的民國名士風度，張愛玲也說是“刻意培養出來的”。他也特喜歡用張愛玲、朱天文、朱天心這種出身良好、受過高等教育、又有天分的大家閨秀做自己的裝飾屏風。
人一迎合投機，文字便落了下乘。
看他在《今生今世》評價《傾城之戀》，前麵一路三春繁樹堆砌下去，倒也挺唬人的，末了來句：“他們想要奇特，結局隻平淡地成了家室，但是也有著對於人生真實的如泣如訴。”這個結論不但偏離靶心，還俗套，還有張愛玲厭惡的文藝腔。我們寫著玩的有粗疏也就罷了，但他的《今生今世》指向性如此明確，有文字叫板的意思，擺明了讓張愛玲慌一下的，寫成這樣，倒不是不怕張愛玲鄙視，而是真的力有不逮。
“她不是以孩子的天真，不是以中年人的執著，也不是以老年人的智慧，而是以洋溢的青春之旖旎，照亮了人生。”（《論張愛玲》）如果不說，誰知道這是評價張愛玲的，這是知音姐姐吧。
“中國文明的人世是真山真水，器物皆真，人也真。中國人是已離了動物身，人身是如來身。”撇開這類轉陀螺似的數來寶腔調不談，他到底在說什麼？茶壺煮餃子，讓人鬱悶得不行。
這類怪異之處在他筆下隨處可見，他的怪異在於他的體係有破綻，穿著一件不適合他的衣服。張愛玲的文字魅力來自她的天賦，她罕見的敏銳和洞察，就像倫琴射線，一言堪破真相。而胡蘭成，即使張愛玲給他調弦正柱，仍打通不了他的任督二脈。他文字中的隔，大約就是相信狐狸精的人努力聽貝多芬，張藝謀拍武俠，中式倫敦音，是“月光下一隻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難受”，是“整個的中原隔在他們之間，遠得使她心悸”。
啟蒙幼學這種事最省不得，須得寬裕悠閑的環境，隨手可得的書籍，漫長成長歲月的浸潤，如煨老火靚湯，滋養敏銳細致的藝術細胞，才能學得入髓入味。張愛玲便是如此，因此她讀詩詞就像一路和熟人打招呼。童年的胡蘭成精神食糧極其匱乏，所以成年後他的文字一直都有著用力學別人的痕跡。
阿娜伊絲·寧就曾在日記中寫自己初見亨利·米勒文稿時的驚豔：
“我喜歡他文字的力量，扭曲地、衝擊性地、無所畏懼地發泄情感的力量。對生活的崇拜、熱情，對萬事萬物的狂熱興趣，蓬勃充溢的智慧和笑聲，突如其來的毀滅性的暴風驟雨，在他的文字裏奇妙地混合在一起，令我困惑。一切都炸飛了，虛偽、恐懼、瑣屑、矯情，都化為烏有，隻剩下本能。”
但是，她很快就發現了自己和亨利·米勒的巨大差異：
“他的生活處於底層、黑社會。暴力、無情、惡棍！獸欲泛濫的生活！他的語言描述的是一個我從不知道的世界： 布魯克林的街巷；百老彙；小鎮；貧窮；來往皆白丁，交遊更複雜。”“亨利諷刺某個優雅男人屈尊紆貴與妓女搭腔時還端著架子；挖苦女人們的性痙攣。故事一個接一個，滔滔不絕。遙想布魯克林大街上動蕩不羈的日子：空地上耗力的遊戲，打架鬥毆，騎車出遊……少年亨利尚未顯露未來小說家的才華：好動、欺騙、作惡，從盲人售報亭偷些小錢。謊言、欺騙、性饑渴。除衣不遮體、醜陋、貧窮，沒有一件事不讓他憤憤難平。”
“我討厭他的淫穢，討厭他‘大便、性交、刺痛、惡棍、胯部、妓女’的世界。”
而阿娜伊絲·寧的成長環境是這樣的：“我的生活從孩童起就充溢著音樂、書、藝術家，總在建設、創造、書寫、繪畫、自編自演、寫日記，活在人為創造的蠶繭一樣的夢境裏，閱讀、做夢，不停地閱讀、生長、學習、研究，徘徊於深淵和危險的邊緣還不以為意，身體高度敏感，刻意逃避醜惡。巴黎的情欲喚醒了我，但我仍擺脫不了浪漫。”
但是亨利·米勒倒實誠，他不寫豪門、莊園、古典音樂、商場精英，不寫他不了解的世界。
張愛玲和胡蘭成的世界離得很遠。他隻是看上去靠得比較近，且善迎合。她在美國跟友人提起胡蘭成時說，他欣賞她的文章，可是最後還是傷害了她。可以理解為胡蘭成的老練給她造成了知己的假象。寂寂的流年，深深的庭院，給了她原來你也在這裏的錯覺。熱戀期一消退，她便看出他的不足了。在溫州之行回來後的冷淡期，張愛玲信中有“我覺得要漸漸地不認識你了”之類的詞句。不久之後，“再看到之雍的著作，不欣賞了。是他從鄉下來的長信中開始覺察到的一種怪腔”。及至老年，一眼看出他的夾纏歪曲。
他也許沒變，變的是她。胡蘭成大約覺得，這種迎合，初時的張愛玲很受用，幾十年後他便再拿這套出來，又討好又示威，還以為自己的才華能令她“慌慌”。但張愛玲已經不是不欣賞，簡直是憎惡了，不屑道“怎麼還這樣”。她已經走得更遠，但他還是那陳年的路數。
胡蘭成的文字被張愛玲鄙視，大約還有另一個原因，他始終擺脫不了張的影子，對張的模仿隨處可見，比如《來寫朱天文》舞蹈一節，明顯學的張愛玲。所謂學我者生，類我者死。不和別的小說家比，起碼在張派體係內，無人超越得了張愛玲，她是起點，也是終點。後人有得她幾分刻薄的，有抓了她蒼涼一角的，其他的有摸得到的也有摸不到的。麵對模仿張愛玲風格的人，鄺文美問張愛玲對此有何感想。張愛玲答：“就好像看見一隻猴子穿了我自己精心設計的一襲衣服，看上去有點兒像又有點兒不像，叫人啼笑皆非。”
張愛玲待胡蘭成，既有大家庭裏教育出來的謹慎和拘泥，又有那種英美式的、表達克製的感覺。張愛玲從小生活的環境對性很忌諱，用詞都受姑姑和母親的限製，在香港受大學教育，教授們都是起碼表麵很性冷淡的中產階級，嬤嬤們也管得嚴，所以張愛玲可以說沒受過調情教育。她偶爾撒個嬌，胡蘭成都要驚豔一番。
“他講起小康小姐，一些日常瑣事，對答永遠像是反唇相譏，打打鬧鬧，搶了東西一個跑一個追：‘你這人最壞了！’原來如此，她想。中國風的調情因為上層階級不許可，隻能在民間存在，所以總是打情罵俏。並不是高級調情她就會，但是不禁感到鄙夷。”
很難想象，和小周像貓和老鼠一樣地追跑打鬧、和佘愛珍肆意忘形地胡說胡鬧的情形，能發生在他和張愛玲身上。胡蘭成總覺得兩個人不像夫妻。他意淫是金童玉女，其實是因為成長和生活背景差距大。
張愛玲對賴雅也不相見恨晚。但是論熱戀速度、琴瑟和諧、步調一致，張愛玲還是更適合賴雅。比如說，看電影是他們共同的嗜好，是他們晚上的主要活動。“我們這麼好也真是怪事”。張愛玲給朱西寧的信寫道：“我結婚本來不是為了生活，也不是為了寂寞，不過是單純地喜歡他（賴雅）這人。”
張、胡兩個都常道：我是自私的。張愛玲的自私，是撇清，是與這世界的不虧不欠，一概兩清。而胡蘭成，是搶占道德至低點，有種“我已經先躺在爛泥塘了，你好意思踩我嗎？就算你想踩我，我躺得這麼低，你又踩得有什麼快感”的無賴相。
終究不是同路人。
鑒於人與人之間始終不是共用同一個腦袋，知己這回事本就是個偽概念。然而，即便看似“孤傲”的張愛玲，也一直都渴望知己和友情的，她的貌似封閉，不是拒人千裏，是難以棋逢對手。
從少年到老年，她幾次寫了自己與人交往的局促不安，意圖溝通的失利，沮喪使她不斷地退縮。從小時候察覺自說自話的悲哀，到後來親人朋友的漸行漸遠，她看到了和別人之間看似平整的鏡麵的那些裂痕，那些看似有著能夠無限接近可能性的心靈，最後都會變得格格不入。
蕭紅1941年離世，之前已有名氣，張愛玲1942年登上文壇，不可能不知道蕭紅，上世紀30年代她們同在上海，上世紀40年代她們同在香港，但是人生並無交集。忍不住猜測，如果別人問張愛玲對蕭紅的看法，張愛玲會怎麼回答？互相欣賞還是互不買賬？答案已經無從得知。
很多人被張愛玲的“萎謝了”給忽悠了，雖然這確實是她當時絕望痛苦之心境。然而她頂多打蔫一時，她不是為愛而生的女人。作為理性的天秤座，她性情雖敏感、多疑、自閉，但不劍走偏鋒。從她的童年直到美國生活前期，她都沒有放棄過交友的嚐試，雖然這開放的門十分狹窄，而且充滿戒備。
私語錄中，張愛玲對鄺文美說：“我真怕將來到了別的地方，再也找不到一個談得來的人。以前不覺得，因為我對別人要求不多，隻要人家能懂得我一部分我已近滿足。”
鄺文美說張愛玲“在陌生人麵前，她似乎沉默寡言，不善辭令；可是遇到隻有二三知己時，她就恍如變成另一個人，談笑風生，妙語如珠，不時說出令人難忘的警句來”。
因為知己難得，後半生，張愛玲對鄺文美不斷地寫信表白：
“自從認識你以來，你的友情是我生活的core。”
“每次想起在茫茫人海之中我們很可能錯過認識的機會——太危險了。命運安排得多好！”
“我至今仍舊事無大小，一發生就在腦子裏不嫌囉唆——對你訴說，暌別幾十年還這樣，很難使人相信。”
“像你這樣的朋友，不要說像自己人，簡直就是我自己的一部分。”
這種熱情，讓人想到杜甫和李白那一輩子的友情，“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金風玉露一相逢，分別後，杜甫仍是懷念，隔著山高水長，給李白寫出了一首首滾燙肉麻的詩。
有人說，不論男女，最好的知己，都接近愛情。
弟弟
《秋日傳奇》裏的大哥一直很鬱悶：“我依所有的規矩做人，你卻從不守規矩，可為什麼他們每個人，森姆、父親甚至我的妻子，全都愛你勝過愛我？”
其實命運很公平——乖孩子得到了世俗的幸福，叛逆的孩子浪跡天涯，追尋自由，得到父母和觀眾的喜愛。
《她比煙花寂寞》裏，小時候的傑奎琳·杜普雷雖任性，也隻是像個被嬌寵的小女孩而已，直到28歲多發性硬化症開始發作，她的音樂生涯被迫中止。丈夫隻愛被籠罩在大提琴光環下的妻子，不能再拉大提琴的杜普雷令他失去了興趣。病症已經嚴重影響了她的神經，杜普雷的精神開始走向癲狂。不明所以又無能為力的姐姐希拉裏，就像徒勞地敲一扇打不開的門，不停地喊著妹妹的名字——傑奎琳、傑奎琳……然而杜普雷用狠狠的嘲諷趕走了前來探病的姐姐。女藝術家們疏狂、傲慢、瘋狂，第一個傷害的就是家人，她們對戀人不狠心，戀人是她們理想的投射對象，她們不消耗完畢舍不得離開。
冰心把弟弟們比作三顆星星，兄友弟恭的氛圍也顯示了一個有愛家庭的成長背景。巧的是，蕭紅和張愛玲各有一個弟弟，蕭紅眼裏的弟弟“從小就蒼白，不健康，而今雖然長得很高了，仍舊是蒼白不健康”。張愛玲的弟弟在外人看來“很膽小，人也怪怪的，不敢正眼瞧人，是躲在窗後或者門後張望的那種”。 沒有人知道這些弟弟的心態，在家裏他們是透明人，沒有存在感，不受父母疼愛，對姐姐來說可有可無，甚至下人都可以輕慢他們。他們都有個讓家裏頭疼的姐姐，一旦發生對峙，隻能靠弟弟在劍拔弩張的兩邊來回交涉。姐姐們逃家之後，弟弟們上門來做說客，戰時的使臣最悲摧，弟弟沒有任何縱橫捭闔的能力，隻會唯唯諾諾地前來懇求，回去吧，回去吧……
有很多手足情深的佳話，凡·高的“提款機”弟弟提奧，友恭得像連體嬰兒的王獻之和王徽之，但是這個佳話沒有發生在蕭紅和張愛玲身上。
陳少聰說張愛玲：“任何一個外人所釋出的善意、恭敬，乃至期望與她溝通的意圖，對她來說都是一種精神的負擔和心理的壓力。”
實際上，她不能和親族的人建立起任何親密的關係，並對此充滿了恐懼和逃離。在家族親戚之間的成年男性麵前，經常手足無措，去邵洵美那裏臉都很僵，反倒是和姑姑、表姐等女性親戚相處比較輕鬆。
張愛玲不是完全冷血的人，隻是她的暖有限量、有方向，隻給少數人。這裏麵沒有她的弟弟。
“她這些年來硬起心腸自衛慣了，不然就都靠上來了。”她的弟弟一次次可憐巴巴地偎上來，像個小貓一樣，她不但不能夠給這個弟弟任何實質上的幫助，甚至不知如何和他相處。要知道，小時候她曾恨不得隔著被窩摟緊了他，壓碎他，連連親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