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和張愛玲，是20世紀文壇的兩朵奇葩，她們的人生其實有很多相同點：都姓張，生在富足的家庭，成長中都基本缺席的母愛，暴躁的父親，沒有存在感的弟弟，寂寞的童年，被家裏囚禁，由年老的長輩或老仆帶大，離家後遇到不靠譜的男人，缺少妻性和母性……她們的人生色調是兩生花似的相互映照，在命運暗合之處，兩股涓涓細流彙在一起，更多的時候則是花開兩朵，各表一枝。
張愛玲和蕭紅在小時候，就是兩個非此則寧無的強種。
蕭紅寫自己和祖父趕鴨子的場景：
“趕鴨子，鴨子掉井，撈出來好燒吃。”
祖父說：“不用趕了，爺爺抓個鴨子給你燒著。”
我不聽他的話，我還是追在鴨子的後邊跑著。
祖父上前來把我攔住了，抱在懷裏，一麵給我擦著汗一麵說：“跟爺爺回家，抓個鴨子燒上。”
我想：不掉井的鴨子，抓都抓不住，可怎麼能規規矩矩貼起黃泥來讓燒呢？於是我從祖父的身上往下掙紮著，喊著：“我要掉井的！我要掉井的！”
祖父幾乎抱不住我了。
張愛玲寫自己小時候迎接新年的情景：
我預先囑咐阿媽天明就叫我起來看他們迎新年，誰知他們怕我熬夜辛苦了，讓我多睡一會兒，醒來時鞭炮已經放過了。我覺得一切的繁華熱鬧都已經成了過去，我沒有份兒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來，最後被拉了起來，坐在小藤椅上，家人替我穿上新鞋的時候，還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趕不上了。
然而還是不同的，張愛玲被拉起來，被按在小藤椅上，被穿鞋，她就隻是哭哭。其實，小時候的張愛玲，有點兒天然呆，很好擺布的。
蕭紅就不一樣，北方冬天冰封的大地硌著她的眼睛，難免有野性在悄然滋長。她要掙紮，她不從，向著她認定的東西奔去。
這種性格的差別，也有地域的原因。東北的蕭紅天真溫暖熱烈，上海的張愛玲冷眼蒼涼，在西方和傳統文化交織、逐漸變得金屬質感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就產亦舒。
作者的語言是打開他文字世界的鑰匙。評論文字有一種危險性，就是很容易被拐帶到作者的語言風格上，談蕭紅用蕭紅體，談張愛玲說不定就往張腔上滑過去。這就是文字的力量。
讀蕭紅的文字，像柔韌的紙張割心，起先傷口細小，難以察覺，被她文字的情緒繼續掌控著，直到天色將晚，合上書，才發現心裏微微地滲出了血。
所以，被稱作林妹妹的蕭紅，寫下那些文字的時候，也是美人魚在舞蹈吧，每一段文字，都是一場絞痛一場搏殺。
張愛玲呢，一個不懼將手術刀舉向自己反反複複解剖幾十年的人，她生命最後的歲月也是被文學的挫敗和病體耗盡精血、枯寂著的吧。除了和友人通信帶來一絲愉悅，張愛玲的世界就像個活死人墓。
所以，一個人有個獨立的房間，不隻是物權法意義上的，建築結構意義上的，更是心靈上的，最大限度地掌握自己的命運，為時有脆弱的靈魂建造一個堅固的容器，不然就算躲進房裏，也不能安生。
經常有一堆名言，自古才命兩相妨、詩窮而後工、文章憎命達、艱難困苦玉汝於成之類的。從創作的源泉來講倒是不錯，然而作為創作的環境就不一定說得過去了。
不信把普魯斯特扔貧民窟裏試試，能活過一年就不錯了。越敏感細膩的靈魂越寄居在脆弱的軀體上，他們發出的光芒，也似俠客決戰前夕自殘激發潛能，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以縮短生命的長度來獲得生命的濃度。
蕭紅是雙子座，對於雙子座這樣的風象星座來說，內心總有不安分的因子在搗亂，平淡的生活是牢籠，風的生活就像導火索一樣，激起她文學的火花。可是當她把自己置於旋渦之中，她的敏感和脆弱，又要開始尋求安全和溫暖了。
而張愛玲，是喜歡平衡與美的天秤座，和諧寧靜才是她要的生活環境，“歲月靜好，現世安穩”之類的。在美國，文學創作上的水土不服對張愛玲是一個打擊，而照顧生病的賴雅、拮據流離的生活、強迫症的困擾也是她創作枯萎的重要原因。
很多人看多了《飛躍瘋人院》，對精神病人的看法已經矯枉過正了，覺得精神病人比正常人更正常、更天才、更像天使。應該押他去精神病院看看，或者多看些紀錄片也好。估計那些腦袋已經混亂成一鍋粥的精神病人，寧願捋順了腦子的毛線團，也不願被看作天才。
這裏有個閾值，輕度的精神病人可能思維廣，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變成凡·高那樣的。最重要的是，中重度的精神病人，他們的思維會斷裂、扭曲、混亂甚至消失，即便真是天才，在經曆了前期井噴似的靈感之後，最後的人生多以自殺或徹底報廢為結局。
在伍爾芙的作品中，我們能看到她受惠於精神分裂症和抑鬱症的部分，然而也就到此為止了。到了最後，隨著病情的發展，帶來的必然是創作能力的喪失。伍爾芙在給她丈夫的遺書中寫道：“我感覺我快要瘋了，我不能讓這樣可怕的情況繼續下去了。我恢複不了健康。我聽到一些聲音，這讓我不能夠全神貫注於自己的工作。”
完成一項工作需要的最基本的能力是注意力集中。如果由於身體和精神的創傷和疾病，注意力徹底渙散，腦子裏隻剩一堆堆魑魅魍魎撲棱著亂飛，就別指望能完成基本的思考過程了。
覺得患精神病特洋氣、特天才的人類，不妨自己和自己使勁較勁，死命鑽牛角尖。但是要掌握好尺度，再高一點兒，人就廢了，再低一點兒，文就廢了。就在正常與崩潰的搖搖擺擺的空間內，請你自由地神經吧。